今日世界，被认可的政治道理是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而不是只有政府严管人民，人民才不会刁蛮。睢宁县的征信制度设计，则反道而行，它是要“严管民风”，“既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

　　刚刚听过“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转头看到的是“政府创造制度鞭策人民”，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活例证吧。

　　江苏省睢宁县推出了公民评级平台，美其名曰“大众信用征集系统”。这个系统用ABCD四个等级划定公民所属类别，“A级优待，C级受限”。社会管理终于电子化、定量化、“科学化”起来了，只是精神上来说，不过王朝时代编户齐民之术迈向精确化而已。

　　还在个人征信系统启动之时，一些地方传来消息，称酒驾记录、水电费记录要记入征信系统，人们担心，如果人的任何记录都被记入征信系统，那么人们就将会被银行统治。那时，人们还无法想象征信系统会由政府直接操盘。睢宁县创造了这样的一种县政，政府设立了“征信办”专门管理这一重大治民工程。

　　从报道看，睢宁县的所谓大众征信系统，乃是一种民众行为的综合计分平台，不只是银行信贷记录，还包括从招商引资、见义勇为到欠缴电话费、闯红灯、生二胎、家庭道德等加减分条款。公民在政府那里获得怎样的对待，由此变得一目了然，“一处守信，处处优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这与其说是一个大众信用征集系统，不如说是一条捆绑民众的缰绳，一条抽打民众的鞭子。县委书记王天琦说，党委政府要“管理大众信息，鞭策群众讲真话”。这些表示，已经明白地表示了管理大众信息，是要用鞭子策动民众。只是“群众讲真话”需要鞭子的驱赶，实在是奇怪的逻辑。一个怪处是，难道拿鞭子的人想听民众的真话而不可得，而民众又特别喜爱鞭子？另一个怪处是，缴电话费、闯红灯等记录与“讲真话”有什么关系？

　　其实，睢宁县的加减分分值的“导向性”，已经表明了政府的好恶等级。比如，计划生育、制假售假等方面不良记录最多每次减35分，而利用网络、短信、信函诬告、诽谤他人的罚分达到每次100分，等同于刑事处罚的减分。已经公布的记分情况则表明，获得加分的多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而获得减分的多为普通人。

　　如果我们只是计较谁优待，谁受限，问题就会变成一个计分技术问题，而技术是可以完善和改进的。睢宁的大众征信系统之所以是一个赤裸裸的恶政，不在于技术上不完善，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质上的悖谬。

　　今日世界，被认可的政治道理是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而不是只有政府严管人民，人民才不会刁蛮。睢宁县的征信制度设计，则反道而行，它是要“严管民风”，“既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

　　严管民风，这是只有古代牧民官和近代殖民者才会有的思维，我们能够在历史中看到朝廷命官催逼民风丕变的劣行或者佳话，看到殖民统治者对土著民风的改造，而未闻民治社会有谁能够不是顺应民情而是“严管民风”。

　　“既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看起来相当平衡。睢宁在民权上有何创造，谁能说说呢，但在“责民”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创造。从睢宁的“民权”“民责”论，可能还会有人说权责统一，其实，权力与责任对应，政府权力为履行责任而存在，而权利是绝对的，公民权利优先于公民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古训，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是指普通人对天下事务拥有思考、发言、参与乃至革命的权利，而非对天下的兴亡要承担过错责任。在公民权利并不充分的社会里，把“强调民责”与“强调民权”对举，平衡只是表象，实际上是对公民义务的强调、放大以及巧立名目的添加。

　　现代治理，建基于公民平等，而非民众分级。公民某一项行为不当，只承担相应后果，而不丧失各项应有权利。睢宁县公然分等民众，“一处守信，处处优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A级人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优先照顾，C级人处处受到“严格审核”，D级人更是成为事实上的弃民，遇审核及救助事项“原则上不予考虑”。有哪一个民众授权的政府，能够如此公然划分民众等级，并预设一个弃民阶层，一个专门接受惩罚，甚至连获得救助的权利都被剥夺的群体？

　　一个充分管制的社会，在奥威尔著作《1984》一书中，可以称为幻想，在技术上现在越来越接近可能，数据库、电子眼、身份号码、IP记录、木马程序，足以实现“大众信息全面收集”，芯片植入、思维读写也不是不可设想。若无自由基石与民主建构，则技术可以成为建造无形牢笼的工具。睢宁县的“大众信用征集系统”，行之于130万县民，可以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社会强控试验，既像是王朝政治精神在当代的精致化版本，更像是“老大哥理想”的缩微型初级形式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