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下午，南京两小伙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冒雨守候在现场，直到民警前来拍照取证，钞票被雨水打湿；事件发生后，拾到的11000元钞票却引来了全国11名“失主”。蒙你，诈你，吓唬......民警用尽了“歪招”，没想到，还真把所有的冒牌失主一一PASS掉了，并找到了真正的失主。

　　因为不知道生活的复杂，孩子们在看电影时经常会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如果用童真心的非此即彼来衡量。不敢捡钱的两个小伙子，一定是做了好事，但这个好事做得有些胆怯。而凭空冒出来的诸多失主，肯定是做了坏事，而且这个坏事做得有些大胆。在此，胆怯的好事和大胆的坏事形成鲜明对比。做好事，本来应该光明正大的，但由于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最近刚刚发生的“豆饼老太”周翠兰拾金不昧被告上法庭的事，使得人们做好事变得更加胆怯起来。

　　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也不管捡来的官司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但类似事件的曝光，着实伤害了社会信用。社会信用畏首畏尾的结果，就是不讲信用者的大量增加。

　　前几天，湖南卫视在《百科全说》栏目中，曾经说过跳舞健身的事。其中有个说法让我有所感触。说的是一个人的小腿要是短了一公分，那么在整个腿的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就相当于大腿长了两公分。所以这一分之差，就决定了你到底是不是长了一双跳舞腿。

　　而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果：做好事胆怯得像做坏事，做坏事大胆得像做好事。而这一切，不但直接伤害了社会信用，还导致了社会成本的大量增加。

　　现在，我们要算一下公权机关的成本帐。我们知道，在“豆饼老太”案件中，法院很难取到充足的证据，这是一种法律尴尬。而为了证实一些什么，法院不得不因此而付出大量的人力成本。而在不敢捡钱事件中，警方不但付出了出警成本，还有为了甄别真假失主而付出的“歪招”成本。这些，都是做好事复杂化了之后而增加的社会成本。我们不敢想象，如果类似的事件多了起来，公权机关服务公众的正常成本将被夺去多少。

　　所有这一切，还都是表面上的问题，最受磨蚀的，将是我们传承中一些优秀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长此以往，我们将彻底失去帮助别人的快乐，失去被别人帮助的快乐。社会信用的丢失，会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把每个人都隔成孤立无援的个体。

　　重建社会信用，是一个刻不容缓问题。为此，我们既要建立伦理层面的社会共同体，还要借助技术层面的支撑，比如力争法律制度更合理、促使法律框架更完善；比如大幅提高失信成本，尽快建立信用查询系统等。而最关键的，是要将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植根于中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丰厚的耻感文化土壤之上，从而奠定一个新型的社会信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