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了，那个牌子的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产品，当年那个固执的老外和我们那些“聪明”的人们也一定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谈了。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洋质检”从以粉笔确定产品质量问题到以锤子确定质量问题，实质上是从否定质量瑕疵上升到否定质量诚信，当然，也是从产品质量上升到人的质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质量是一切质量的根本，而人的质量的表现方式就是诚信。尽管在以法制为根本约束力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秩序离不开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诚信作为社会群体对道德的共识，对于建设和谐状态的市场秩序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作用。尤其在法制建设的初期，诚信的个体及其形成的社会氛围对于降低法制成本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目前，在全国推广的企业质量诚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诚信一词在汉语中通常与信誉交叉使用，也有人将其与信用一词相混淆。原因在于古汉语对“信”的使用较为宽泛，几乎涵盖了现代汉语诚信、信用、信誉、信任的全部含义。传统意义上，习惯于把“信”归于道德范畴，因此，在面临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和市场与消费的信息化等新问题时，基于道德的“信”就不再可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了。

    在具有确定性的语言环境里，诚信一词与信用、信誉有明显区别。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具有明显的主观特征，通常由个体从内向外展示自身对社会共同规则的认可与遵守。诚信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最基本成分，也是最高级表现。在相对独立的团队中，诚信通常是特定制度约定下形成的具有人格力的利害认可与道德共识，属于群体文化的范畴。质量诚信往往表现为企业对质量的主动追求，是企业在整体市场信用建设中的内在张力。质量诚信是企业质量文化长期修炼的必然结果。

    信用与诚信的差别在于它的客观性。信用是人或者法人兑现承诺能力的量化与体现。它在人际或法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表现，在形成记录之后，构成信用体系并制约经济活动中各行为人的经济成本。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一个国家的相关法律体系构成的。

    在竞争相对充分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质量诚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使用标准的忠诚度，即是否严格按照适用标准生产产品；二是在市场营销中是否严守产品性价比，即是否虚构品牌美誉、欺骗消费者。

    在适用标准方面，目前的市场上存在打擦边球、浑水摸鱼的现象。通常，在标准上做文章的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他们深谙市场潜规则，对有关部门的管理途径和管理水平了如指掌，对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运用纯熟。有的企业甚至是本行业标准的国内制定者。这恰恰成为这些企业诚信度的基本背景。例如某个企业的总工程师是本行业的专家，在他的文章里明确写着国际标准以及质量控制的基本过程。然而，在我们国家没有相关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将国际概念引进中国，用自己的标准在大打折扣的条件下生产国际上令人敬畏的产品。结果是，中国消费者误以为这个被全球高端消费群体青睐的产品原来在中国如此容易就得到了；国际上几百年来以苛刻标准生产这个产品的同行十分无奈：他们用法律约定了质量的过程管理，致使全球的年产量极少。而我们的这家企业一上手就达到了全世界的年产量，其标准之低、成本之低可见一斑。国外的行业协会已经明确提出抗议，这无疑让中国制造背负不诚信的名声，进而导致我们出口的其他产品在境外遭遇不公。

    在市场营销方面，质量诚信往往在产品性价比上被践踏。制造概念、讲故事成为误导消费的通行办法。比如，无论是生态保护还是草原现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今天喝到的牛奶只能是圈养牛的产品。然而，直到今天，依然通行着“天然牧场”的概念，几乎所有的奶制品都印着美丽的草场，以使消费者产生消费的愉悦，并心安理得地承担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的溢价部分。某些葡萄酒企业至今还在卖1992年的年份酒，论销量不知早已卖出多少个1992年了。由于消费者不能举证他卖的不是1992年的酒，所以法院就不认定他造假。然而，这些企业自己是有产品进出库的台账的，莫非1992年之后该企业就不再生产了吗？不然，何以停在1992年，且一停就是十几年。由此可见，质量诚信不仅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在显示一个企业的良知。

    中国企业质量诚信的代表当属同仁堂。在300多年的企业成长历程中，同仁堂秉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理念，“不敢”二字显示了同仁堂对天理良心的敬畏和道德规范的恪守，是质量诚信的准确体现。同仁堂作为百年品牌有今天的生机与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质量诚信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像同仁堂这样质量诚信的企业多起来，中国市场的信誉平台建设就会日见成效。《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