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执行难”，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根据司法解释初稿，乘坐飞机，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购买不动产、轿车，租赁高档写字楼，外出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都将纳入高消费的范畴予以禁止。

　　法律判决执行难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限制高消费的禁令早前已在一些地方推出，实际上这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在许多国家，如果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其行为将作为诚信污点被记录，随后银行不会给你贷款，甚至不能参与工程的招投标，不能去进行一些消费，个人或企业的失信代价很大。这可以形成一种巨大的威慑力量，促使债务人回归到法律轨道上来，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积极意义在此。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各国的现实问题也有不同。“执行难”在中国，本质上是司法效力和现实效力不对等，法律要达致的公正公义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尴尬位置。有资料显示，一些地方法律被执行得好的只占 20%左右，有的地方仅达10%左右，可见，有法必依实难做到，司法的实现过程有时还复杂得很。无论是债务人确有经济困难，抑或债务人暂时缺乏还款能力，甚至是债务人有经济能力，却怀有抵抗心理，让法律判决被妥善执行，都还面临一些难题。

　　司法被认为是最可信赖的方式，但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被执行，法律权威与尊严就受影响。为确保执行顺畅，强制措施是需要的，在一些国家，因为这样的设置，也少有人公然对抗法律执行。我们也为执行不力设置了拘留、扣押、查封等手段，但正如去年底最高法执行局一位负责人所说，特殊主体是“执行难”的一个重点。何谓特殊主体，就是国家的一些强势部门，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普遍存在不配合、抵制执行等行为，这些强势力量，映衬司法的弱势。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法律的局限性也为各界人士苦苦思索，但法律的权威在任何国家都应无可置疑，司法应当被信任，司法也可以被信任，这是任何文明国家追寻的方向。前段时间，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此次最高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决心和力度，可以被视为提升司法信任度的一个实践。这既取决于司法系统自身的清洁，祛除腐败，恪守法律精神，也取决于国家制度层面的整体改善，消除其他力量带给法律的掣肘，使法律相对独立、纯粹地发挥作用。

　　就具体操作来看，以法律来限制高消费，缓解“执行难”，社会征信系统的完善也面临问题。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推行这一禁令的地方，效果并不太好，根本原因在于信用制度不匹配，“怎么限”操作起来很困难。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信用制度，已经不是查找个人身份证信息、建几个信用数据库就足够，首当其冲要有明确法律规范，有具体立法和详尽的信用标准，有成熟的惩戒机制，只有这样，司法系统的努力才能有效，重塑司法公信力才有可能。

　　我们乐见司法系统自身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立足更大的实际，通过改革，不只使执行难变成执行易，也使司法在更多层面成为可以被恒久信赖的公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