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康》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在网民排出的信用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5个群体是“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而信用垫底的则是“房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调查还发现，政府信用最受关注，但“政府”的信用危机却也极为显眼，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高达九成的人选的是“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据8月16日《重庆晚报》）

这个结果无疑十分尴尬，看来政府的信用流失比西部的水土流失还严重。

性工作者、农民、学生的信用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群体，而原本应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等，在此方面却声名狼藉，这样的调查结果被认为是“令人意外”的。其实，只要你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样闭目塞听的桃花源人，说这是意外就显得忒矫情了——此番调查的结果若与此相左，那才真叫意外。

因为早在踏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诚信”就已成全国高考作文题，这侧面映衬了当时社会可能已面临陷身信任泥淖的困窘。不说以诚信为立身处世之本，就是简单地秉持职业操守，不妄自践踏法规和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有时都显得极为奢侈。

比如在知识界，本义应为“对民众来说，政府没有信用就立不起来”的“民无信不立”，被学者公然曲解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当然，和七旬高龄的博导欣然接受女学生性贿赂之类败坏学人道德的无耻之徒相比，前者只是有悖学术良知的“曲学以阿世，枉道以从势”。但当师生间性贿赂、学术抄袭，“罗彩霞事件”此起彼伏，专家学者成为网络恶搞的首选，那么知识精英的信用度和美誉度自然跌至冰点；而当王石说行贿乃是常态，不行贿者反成过街老鼠时，房老板等财富精英信用排名最末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至于在“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七十码”、“邓玉娇”、“压力差”等公共事件中，当地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处置手段，最初都未展示起码的诚意和诚信。

在政界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遭遇信任危机的同时，小姐、农民、学生等相对处于底层社会的群体信用度最高。这其实也是一个可悲的现实。精英群体失信的症结在于，契约社会中，这些群体掌握的权力、博弈能力和议价手段相对占优，而在当前权力制约有限的语境中，权钱媾和、权大于法、以权谋私的冲动并未受到应有的遏制。他们挤占了相对弱势的一方的利益。稍有点权都换成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姐、农民等的群体信用高，其实只是一种无权可换的可悲的被迫情势。

信用失守，表明契约履行的质量出了问题。法律是信用保障的制度根本，而权力失控、肆意枉法又是始作俑者，那么打造诚信社会诚信政府，其实又回到了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原点。民间素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则反复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能够取信于民，民众就不会任用政府。所以说，面对“小姐信用度最高”这个信用倒挂、不无幽默的危险社会符号，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