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危言耸听：近日《小康》杂志对“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得出最新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虽然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但调查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杀手”。

　　当然，这个枯燥的数字对多数人而言毫无意义，调查真正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在网民排出的信用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五个群体是“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而信用垫底的则是“房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调查还发现，政府信用最受关注，但“政府”的信用危机却也极为显眼。

　　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高达九成的人选的是“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这个结果无疑十分尴尬，看来政府的信用流失比西部水土流失还严重。

　　性工作者、农民、学生的信用度遥遥领先于其他群体，而原本应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等，在此方面却声名狼藉，这样的调查结果被认为是“令人意外”的。其实，只要你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闭目塞听的桃花源人，说这是意外就显得忒矫情了——此番调查的结果若与此相左，那才真叫意外。

　　因为早在踏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诚信”就已成全国高考作文题，这侧面映衬了当时社会可能已面临陷身信任泥淖的困窘。当年满分作文《赤兔之死》有名句流传：“吾尝慕伯夷、叔齐之高义。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人因诚信而存，吾安肯食吴粟而苟活于世？”假借一匹马说出的这句话，现在依然能令世人害臊不已。不说以诚信为立身处世之本，就是简单地秉持职业操守，不妄自践踏法规和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有时都显得极为奢侈。

　　在政界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遭遇信任危机的同时，小姐、农民、学生等相对处于底层社会的群体信用度最高。这其实也是一个可悲的现实。精英群体失信的症结在于，契约社会中，这些群体掌握的权力、博弈能力和议价手段相对占优，而在当前权力制约有限的语境中，权钱媾和、权大于法，以权谋私的冲动并未受到应有的遏制。他们挤占了相对弱势的一方的利益。稍有点权都换成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姐、农民等的群体信用高，其实只是一种无权可换的可悲的被迫情势。

　　信用失守，表明契约履行的质量出了问题，法律是信用保障的制度根本，而权力失控肆意枉法又是始作俑者，那么打造诚信社会诚信政府，其实又回到了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原点。民间素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则反复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能够取信于民，民众就不会任用他。所以说面对“小姐信用度最高”这个信用倒挂的不无幽默的危险社会符合，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