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的疯狂肆虐，其毒害并不亚于近日侵袭的台风。对它的惩治正是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有律师呼吁在《刑法》当中增设“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罪”，更不乏论者主张加重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这自然不算病急乱投医。

    但我对“乱世用重典”向来怀有深深的疑虑。上一个针对醉酒驾驶的死刑判决出炉没几天，杭州照样发生了魏志刚醉酒驾车案，爱心斑马线上的少女马芳芳的冰冷尸体构成了对远在千里的死刑判决最悲情的讽刺。重刑的作用在于震慑，而祛除犯罪的病毒更在于教化。

    如何惩治醉酒驾车？我的基本态度是:立法上也许需要下工夫，譬如加重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执法上更应该使用铁腕；司法权固然要大动干戈，法律以外的社会权力同样要枕戈待旦——质言之，对付酒气冲天的司机，我以为社会制约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远远高于法律制裁。

    先说执法。杭州保时捷撞死人的肇事者魏志刚近一年违章8次，造成五死四伤的南京司机张明宝，从2006年8月到2009年4月，其违章记录竟然高达80次，可均未作处理。假如交通部门的执法精神能够赶得上城管对付小商贩的一半水平，想必这等人早被吊销了驾照，悲剧就可以弱化，也许永不会滋生。

    再说社会制约。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人接受访谈，声称要将醉酒驾驶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叫“完善部门联动机制”。你的单位人员，如果有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醉酒驾驶者，你这个单位的文明评比将被“一票否决”——不知当选为文明单位有多大诱惑力？

    再如，与保监会、银监会等部门协调，凡酒后驾驶发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驾驶者，将提高车辆保险费率，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这一条应该学自美国。美国政府对酒后驾车采取“零容忍”政策，凡有醉酒记录者，汽车保险费用将上升近10倍，并将酒后驾车列入个人信用记录，从而影响到他的就业、升迁。

    醉酒驾车怎么与个人信用挂上了钩，是不是有些关公战秦琼？这要看你怎么想。按我的推论，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之基础有二，一是理性，二是诚信。喝醉了酒还要开车，并自信能够安全行驶，这是对理性的毁灭；不管最终是否肇事，你醉酒开车就是一种危险犯，对其他人的生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依照社会契约，你应该尊重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此刻，你的自负和冲动压倒了你立约之时的诚信。

    由此而言，醉酒驾车的劣迹演变为个人信用单上的污点，可以视为一种“附加惩罚”，就像让某些醉酒的司机做30到90天的义工。

    必须注意，只有在足够完善的公民社会，醉酒驾车才可能与个人信用产生良性互动。假如一个社会毫无信用可言，“公信力”在公众的质疑声中寸步难行，有谁会在乎个人信用记录有多少污点？个人信用有何德何能，可以制约公路之上四处弥散的酒气和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