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宜城市市长周森锋遭遇的论文抄袭门和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身陷民族成分造假门先后引起争议。争论的情况不像前一段邓玉娇事件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了严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的复杂局面。从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周森锋出身农民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作有一定成绩；何川洋能在数万名考生中拔得头筹，相当不易，堪称学业突出。其父母操作此事时他才14岁，家长已经受到行政处分。况且重庆头一年已经出现过状元不加分险些上不了北大的情况。他们如果是一贯劣迹斑斑，查出作弊行为受到责罚也算大快人心。但此二人在某种意义上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所以舆论的反应是困惑多于快意。

    我认为，对这些个案的讨论不应当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也不能满足调整有弊病的现行政策上，比如取消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缩小高考加分的范围，或者干脆取消弊病丛生的加分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思：此类现象在当今中国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导致这些作弊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产生这些作弊现象基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如果青年才俊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青年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

    我认为，如果说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迈向历史的高峰，那么在道德诚信方面，则已经陷入了某种危机。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之为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作弊行为成为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被破坏。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格外嚣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生存竞争的主导机制。做老实人吃亏，说真话倒霉，仗义执言受罚，公平竞争失去空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为了趋利避害，不由自主地首选旁门左道，甚至邪门歪道。文凭做交易，医院宰病人，士子玩猫腻，司空见惯。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现在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学生中蔓延的面积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森锋如果不是舆论关注，哪有人想得起来拿他的论文和别人的论文比对？如果把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的论文普查一遍，涉嫌抄袭的不知还有多少？连堂堂人民出版社社长领衔主编的《察贤辨才》一书，80%以上的篇幅也与其他著作雷同。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采取鸵鸟政策，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那才真叫可怕。

    19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起过一场激动全社会的“潘晓讨论”，可惜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回头看，开展这样的讨论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非常有益。我前些天见到当时《中国青年》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先生，谈起来还十分感慨。我有一个想法，媒体如果从周森锋、何川洋等一类事件入手，开展一次关于重建中国诚信社会的讨论，让各界都来为我们这个社会诊断病情，寻找药方，颇有必要。上个世纪的历史，有过中国青年才俊纷纷卷入红卫兵的教训，如今对那种高调的误区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如今的青年倒是远远地告别了理想的高调，却接二连三地滑进了作弊泥潭，对此，是否应当有一次更深入的检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