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全面的医疗改革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设计阶段，看看克鲁格曼对医改有什么高见，同时对我国的医改有无借鉴意义。

　　奥巴马总统在本周写给参议院马克斯·鲍卡斯 和爱德华·肯尼迪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无比感激你们所做出的努力，并且期待着能够同你们一起推动国会在十月份里完成医疗改革的立法工作。”大型的医疗改革已经箭在弦上，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细节决定了成败。医疗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取决于有严格的成本控制，而成功的成本控制则取决于我们要从根本上改革保险业，特别是他们的运转方式。那我请允许我给国会提两条建议吧：第一是不可轻信保险业；第二还是不可轻信保险业。 

　　民主党对于医疗改革的策略基于一个政治性的判断：如果那些已经从民营保险公司得到医疗保险覆盖的人们被允许维持现状，那么相信公众会更愿意接受改革，而“Harry-and-Louise”广告里的目的则更不易于实现（“Harry and Louise”是1993年美国保险业赞助播出的一则广告，旨在反对时任总统克林顿的全民保险覆盖计划——译者注） 

　　如果现在各方的参与者都无所作为话，我们如何能够针对奥巴马所说的一个“破裂的体系”制定出的根本性的改革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组建是政府规制和行业竞争的组合拳。 

　　现在的政治气象的信号表明保险公司并不反对新的政府管制计划。的确如此，保险业知名的游说团体“美国医疗保险计划”（AHIP）的主席已经明确地接受针对保险业更加积极管制的必要性。 

　　但是目前仍然悬而未定的是，（改革的内容中）是否政府管制会被辅以行业的竞争，竞争的形式是一项公共的计划：美国人民可以选择买入私营保险。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建议美国人应该强制性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保险。如果“公共选择权”成为现实的话，它就意味着美国人民起码有一个二选一的机会。而提供这种选择的原因已经清晰地陈列在了奥巴马的信中：这将会给美国人民一个更宽幅度的选择，使得医疗保险市场可以更具竞争性，也会令保险公司诚实守信。 

　　“令保险公司诚实守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表明保险公司如果不是被强制性地要求进行改革的话，他们将不会作出任何改变。 

　　再来考虑一些表面上细微的事情，这将使得改革者更加容易地处理纷繁复杂的保险公司的问题。 

　　时间倒退回1993年，政治策略家（同时是时代周刊的前任专栏作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一份如今已广为人知的备忘录中敦促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反对任何重大的医疗改革计划。但是即使他都承认有些事情必须被修正，此外，他也呼吁一个简化的、统一的医疗改革。 

　　立马又回到眼前，就在几天以前，几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展示了他们打算减少医保成本的计划。排在AHIP计划清单榜首的就是“行政简化”——这家游说团体终于让步了。计划的提出者现在面临着管理的挑战，因为各家保险公司所用的是不同的电话号、传真号、邮编、催询单以及行政程序。AHIP断言：“使管理交易标准化将会是保险业的一次分水岭的事件。” 

　　好好想想吧，这次保险业前沿的、成本节省的改革正是15年前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认为应该做的。 

　　那保险业怎么会花费了15年都未能实现这些显而易见的改革计划？原因很简单：寻求医保覆盖的美国人在过去别无它法。而公共选择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保险业不会再浪费另一个15年——如果私营保险失败了，它还可以给美国人民提供其他的选择。 

　　小心了，可是保险公司会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的行为逃避责任。 

　　首先，保险公司在国会的马前卒会尽力阻止公众的选择权，用老一套的口号宣称：市场私营是好的，政府不应干预。 

　　在这一点上，他们尝试用更加狡猾的方式扼杀公众的选择权。他们最近的的策略就是提议建立一个“触发机制”——只有在私营保险未能达到绩效标准的时候，公众的选择权才是有效的。按照这种思路，他们当然就会选择那些以确保这个“触发机制”永远不会执行的标准。 

　　问题关键所在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选择权，奥巴马的医改计划将仅是简单地把萨诸塞州的医改版本给全国化了：这种体系只是聊胜于无，基本上没怎么解决一个碎片化的系统（意指医保系统——译者注）的根本问题，因此也没有解决不断上涨的医保成本的问题。 

　　目前的医保公司正承诺提交主要成本的节省计划。可是历史表明这种承诺不足为信。正如奥巴马总统在信中所言，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真正的公共选择权来确保保险公司诚实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