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1日，真空、爱使、申华三股拆细为1元；10日，上海证交所对所有股票（除冰箱压缩外——冰箱压缩于1993年4月7日拆细为1元人民币）均由每股10元面值拆细为1元。当时股市正炙手可热，上海的股民或许会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把股价炒高，实际上管理层已开始下决心根治股市的“猴性”。

　　1993年1月9日，《上海证券报》报道：据证券业权威人士透露，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将允许各省挑选一至两家业绩好的股份公司，于1993年内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挂牌上市。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总额初步定在50亿。另据证券业有关人士透露，除上海、深圳两地之外，政府目前不打算再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

　　时值股市狂升，股民对新股发行毫无惧色，大有上一个炒一个，上两个吃一双的劲头。1993年2月9日，沪市上证综合指数突破1 429点的历史最高点，达1 474.92点，惹得股民一片欢声，他们已完全不害怕暴跌，因为事实证明，6个月的暴跌只需3个月就能创新高，反正“猴”着哩。

　　市场“猴性”动荡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一些机构大户的操纵，另一方面来源于这些机构大户利用其和证券公司的关系，大规模透支买卖股票，进行信用交易。银证不分的局面，使信用交易的资金大量来自银行，庞大的资金炒作袖珍式的股市，无疑如巨人戏杯水，搅得天翻地覆。

　　1992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凡新上市股票（包括人民币特种股票）的开盘价采用集合竞价方式产生。1993年1月8日，上海证交所调整场内申报竞价方法，以防止个别超高或超低申报竞价，造成虚假“水盘”。新方法为：场内无论申报买入或卖出，每次出价的价位，不超过电脑即时揭示可以成交价位的上下各10％幅度。显然这些只是无奈之计，要抑制股市猴跳不止，根本在于银证脱钩，彻底禁绝信用交易。

　　1993年4月30日，《经济信息》载文认为，当时的股市有四种力量：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大户和散户，文章把这四股力量称为“四大天王”。而这四种力量中，散户自然没有资格进行透支来进行信用交易，实力最强的当属证券公司。

　　1986年时，成立证券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的，人民银行的各省分行都站出来要办个证券公司，总行允许各省办一个。当时股票大家都不懂，也没炒起来，可上海人有眼光，向北京提出上海情况特殊，要办好几个，北京也没在意，同意了，但要求有一个是人民银行的。当时人民银行副行长龚浩成，即尉文渊的导师，更有眼光，他说：“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龚浩成力排众议，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总行的授意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下了个崽：申银证券公司。所以在全国性的证券公司组建之前，支撑上海股市的就有四大证券公司，当时人们把它们称为“四大名旦”。

　“老旦”申银证券公司为上海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这家公司还专门组织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信息网络，“主持人”为阚治东。申银最后算工商银行的“崽”，是在成立两年之后，即1990年9月，龚浩成再次力排众议，要把人民银行这个“崽”赶出家门。这次场上的球踢起来了，作为裁判的人民银行看到自己“崽”在场上踢球，不好拒绝这个合理要求，所以龚浩成一刀把申银斩给了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了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过继的儿子”。申银斩给工商银行前，在股市上踢过球。以102元的价买进了4.5万股电真空，工行以每股105元接受下来，不过卖掉申银没几天，电真空涨到150元，工商银行净赚了1 800万元。这一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人对龚浩成很有看法：把儿子送人，还带过去一大笔家产。

　　“花旦”万国证券公司是一家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相结合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由上海十大企业集团参股组合而成，以上海信托公司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实力雄厚。成立4年累计成交有价证券15亿元。

　　“武旦”海通证券公司，坐落在繁华的四川中路，是交通银行的崽。

　　“文旦”为上海财政局下属的证券公司。既然财政部弄出个孩子叫“中经开”，那么上海的财政局也弄出个“私娃”：财政证券。这也是运动员兼裁判的角色。不过财政证券影响不大，主要从事债券业务。

　　到1993年，组建后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也相继入市，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是1992年 9月28日开始组建的。国泰证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由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华夏证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南方证券公司总部设在深圳，由中国农业银行牵头。说起来也都算是银行的“私娃”。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均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南方证券公司当即宣布正式营业。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证券公司大都是银行出资或牵头组建的，它们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银行资金流入这些公司当时根本没有必要的监管，随着证券公司越开越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证券公司为了拉住机构大户，做大交易量，透支之风盛行。有人做过一个大致估计，1993年3月底，上证指数不到一个月从1 500点跌到900点，当时的透支比例有的高达1∶5，一些透支大户因此输得倾家荡产。

　　实际上“银证分离”早在1993年1月20日就有信号出现，那天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公开表示，该行1993年将正式不参与深圳证券管理，深圳市证券管理工作将由深圳市证券管理委员会正式取代。但对这一信号连先知先觉的机构大户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银证脱钩”的背后将意味着打击信用交易。

　1993年2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重申交易制度，禁止信用交易的发生。一些敏感的机构大户预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出货。1993年2月22日，上证指数达到最高点1 527.13点后开始回落，深圳指数达最高点368点后亦开始回落，均形成了1993年的最高指数。

　　1993年3月份，关于证管部门和人民银行要清查信用交易，严格禁止用信贷资金炒股票的消息传出，市场开始恐慌，上证指数从1 500点暴跌至925点。

　　1993年4月14日，《中国证券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今年上半年选择部分金融机构作为重点，采取总行和省级分行两级负责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地展开一次金融宏观调控改革，措施执行情况专项稽核，深入查处被稽核的金融机构违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和其他深层次的隐性问题，督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止信用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这种查处，是银证脱钩的前奏。

　　风声开始吃紧，银行自觉地夹紧尾巴，不再给客户透支，一些胆大的券商仍然我行我素。1993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出关于理顺银行与证券经营机构关系的通知。通知指出，证券营业部是隶属于证券经营机构的非独立核算的证券业务网点，其500万元的营运资金，银行各级机构不得为其出资；银行正式职员现在证券机构工作的，1993年10月底前必须划转关系或调离，银行不得设置证券营业部或以提供各种条件为由，联办合办证券经营机构，各银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证券业务。看来“银证脱钩”大势已定，通知发出的当天，即“五四青年节”，沪市高位盘整后，失守1 300点，急速下泻110多点，以1 241点报收。

　　1993年5月19日，在通知发出两星期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通报，处罚12家给投资者融资买卖股票的证券商。处罚信用交易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1993年8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行对本地越权审批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1993年8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定《关于严格本市各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股票发行工作中若干纪律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金融业四种人员不准买卖股票。上海证交所根据央行精神，向各券商发出通知，不允许信用交易死灰复燃，对违规会员将作严肃处理。在如此“严厉监管”之下，大多数券商不敢顶风作案了。

　　1993年11月26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查实在回转交易第一天，20多笔“买空卖空”涉及10余家证券商，对这些券商作出处罚，最重一家处罚1.5万元。如此轻微的罚款犹如挠痒痒，让一些违规券商笑个不已。所谓“溺爱出孽子”，监管严厉只留于声色，这为后来一些券商的破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