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银行、钱庄放贷,对方可以用实物担保,也可以用“信用”派用处。问题是,银行钱庄方面,因缺乏切实的调查研究,难以及时察觉相关变化,等到出了纰漏,已经悔之晚矣。俗话说十赔九不足,而且对方弄虚作假的情况,也时有发
近代上海银行、钱庄放贷,对方可以用实物担保,也可以用“信用”派用处。问题是,银行钱庄方面,因缺乏切实的调查研究,难以及时察觉相关变化,等到出了纰漏,已经悔之晚矣。俗话说十赔九不足,而且对方弄虚作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或起初确实可靠,后来因经营不善,开始耍花腔,钻空子,银行防不胜防。
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上海金融界认识到,对企业及经营者的经济实力、经营能力,特别是信用记录进行调查,尤为重要。
1932年中国征信所在上海成立,才有了一家专门从事工商企业信用调查的机构,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金融界联合举办的信用调查机构。
壹 银行界的酝酿
1918年的一天,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在上海汇中饭店相聚。这几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新式银行家,看不惯金融界一些不成文的“老法”。
谈到银行、钱庄的放贷,因为一些工商企业不守信用,银行又不注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致使银行呆账比比皆是,张嘉璈大发感慨:“银行不调查下家信用,只讲关系、凭面子、吃回扣,随意放款,造成无数弊端。”
李铭、陈光甫也吃过这方面的苦头,表示赞同,认为可以设立一个联合信用调查机构,专门为银行进行信用调查。
其时,信用调查机构有五家,全是外国人办的,其中日本人三家,即上海兴信所、帝国兴信所、东京兴信所;美国人二家,即商务征信所、中国商务信托总局。
华商信用调查机构,却一家也没有。
章乃器,后来鼎鼎大名的七君子之一,当时在浙江实业银行担任襄理,已经在金融界崭露头角。他对成立信用调查机构极为热心,也比较有研究。受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指派,他与资耀华、张禹九、祝仰晨等一批银行界“少壮派”一起,商量筹划成立“合作信用调查机关”。
信用调查机构,即征信所的职能,究竟是什么,章乃器有过一番通俗的解释:“征信所是一个信用调查机关。比方,甲商人要向乙银行通融一点款项,乙银行在允许通融之前,必然要知道甲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财产有若干?他的事业发达吗?他的费用太大吗?他的过去的历史怎样?他的品性怎样?他一向对于欠款的偿还,准确而不失约吗?他的家庭状况怎样?他所交的是哪一类的人……乙银行要等到这种种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之后,再斟酌情形给甲商人一个相当限度的通融。经过这种手续的放贷,自然就很稳妥。征信所的职务,就是代乙银行解答这种种的问题。”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资耀华也说:“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应当有一个从事经济金融信息咨询机构,互通声气,互相补益。”
可是,当时许多人不知信用调查为何物,不要说一般大众,就是在金融界,也感到多此一举,态度消极,故而信用调查机构迟迟未能成立。
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人不得已,只好先在各自银行内部成立信用调查机构。资耀华被陈光甫聘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专门负责客户的信用调查。
贰 天津金融风潮
1931年,天津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一事件,倒催生了中国征信所的成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津有一家协和贸易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从美国进口汽车零部件,从澳洲进口面粉,而从国内出口花生、皮毛等农副产品。公司负责人叫奚东曙,是北洋政府执政总理段祺瑞的女婿,因而在天津商界路路通,很兜得转,各大银行、公司均趋之若鹜,争相与其开户往来。
但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纨绔子弟,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出手阔绰,哪里真有本事?时间一长,公司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产。但在此过程中,各家银行、钱庄并不了解公司内情,也不作信用调查,仅根据其表象,还有他们精心伪饰的栈单,就大量放款,结果是有去无回,如中南银行天津分行一家,在该公司倒闭前一天,还放款40万元,加上以前放出的180万元,共计损失220余万元。
协和公司倒闭后,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均受惨重损失,天津金融市场岌岌可危。
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银行受到极大震动。在陈光甫等人的鼓动下,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中国征信所,可以帮助金融业同行了解金融市场的变化及债务人的信用。各家银行的信用调查,因为单打独斗的缘故,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各家银行自行调查,必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容易被放款对象钻空子。
章乃器、资耀华、祝仰晨、孙瑞璜等人经过几度磋商,征得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几位银行巨头的同意后,首先发起成立了一个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国兴信所。
中国兴信所的目的,在于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在时机成熟后,着手组织中国征信所作为执行机关。
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
中国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信用调查,包括工商企业、个人的身家、事业、财产和信誉情况等,并将所得资料加以整理,制成报告或出版物,提供各工商企业或委托人参考。
其次是市场状况调查,对包括金融市场、商品行情、交易状况等进行分类调查统计,出版《每日商情报告》,并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出版各类工商、金融行名录、人名录等资料。
中国征信所成立后不久,就向各客户提供了邵万生商号的经营情况报告书。该店是知名老字号,向来声誉卓著,但一段时间因经营不善,出现亏空隐患,却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数家行庄仍有透支,征信所在调查中了解到此一情况后,及时通报会员银行,由于各行庄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减少了损失,并因此而转变了部分行庄对征信所的消极态度。
叁 征信业务的开展
中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原先发起创办兴信所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大银行,这时转为中国征信所的基本会员。其他陆续加入的银行、钱庄,则成为普通会员,按期缴纳会费。
会员的回报,是可以阅读征信所的参考资料,如果有需要,则可委托征信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当然另需交纳费用。非会员也可委托调查,但费用高出会员许多,会员的调查费用,一般每次仅1元,非会员则在10元左右,英文报告再加4元。
中国征信所成立后,由祝仰晨担任经理,下设调查部、文牍部、事务部、行名录部,每部设主任一人。征信所后来的业务,大部分就是客户的信用情况调查,当时懂业务、会调查的人员不多,因此先从外商征信所聘用部分有经验的中国职员来所工作,为委托人提供信用调查报告。
征信所调查人员的素质很高,堪称百里挑一。应聘者必须具备“商业经验、流利口才、诚挚态度、机变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识”等六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赌博、懒惰等不良习气的人,一概不用。招聘调查人员,也按此六项条件衡量,考试合格者,往往在百分之一左右,可见对调查员的考核相当严格。
征信所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但专职调查员仅10余人,每人负责数个行业甚至数十个行业的调查方向。但面对如此大的调查范围和业务量,人员根本不敷使用,因此征信所还聘请了大量的特约调查员。许多专跑经济的记者,也成了征信所的兼职调查员。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也受聘担任咨询工作,他们往往是业界内的代表人物,对整个行业情况了如指掌,如棉布业的叶笑山、花纱业的穆藕初、绸缎业的蔡声白、化学业的方液仙等。
征信所每天收到的委托调查有二三十件,一年内交出的调查报告,约有八九百份,从创办到1936年7月,共发出调查报告3万份。
按规范,调查工作须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对调查对象,不管是否熟悉,也不论好恶,一切从头做起,对事不对人。为保证质量,调查的人,不知复查的人是谁;复查的人,也不知调查的人是谁,只凭征信要求,客观公正,尽力而为。一般信用调查,7天交稿,特急的3天交稿,放款额小的,也是3天交稿,效率极高。
初稿交出后,先复查,再由核查人员严加审查,经过这三重手续,一份信用调查报告才算完成。
中国征信所的个人信用调查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简况、家庭状况及社会关系、收入及开支状况、个人信誉等,以王际昌的信用调查为例,可见一斑:
“品性:富有才干,行迹不俭;生活状况:衣履奢华,食性优裕,出入以自备之包车代步,交际广泛,微闻有不良习惯;每年开支:浪费无度,虽进益不菲,仍有入不敷出之虞;现有财产:不治生产,金钱到手辄尽,目下已进入破产状态。据接近王君者云,王君进益虽丰,而开支亦巨,目前恐无甚资产。”
尽管王君是美国留学生,还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但银行方面接到这样一份信用评估书,恐怕不会向此人放款吧。
也有相反的事例,口碑不佳者,经过征信所一番明查暗访,证实情况并不尽然,等于为其“平反”,银行放款有了依据,双方皆大欢喜。
肆 从鼎盛到衰落
由于征信业务的开展,对各行庄切实有益,开办半年后,征信所已有基本会员29家,普通会员67家。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沪上中外银行、钱庄陆续加入,截至1935年底,中国征信所已有会员154家,其中包括30余家外国银行及洋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卜内门洋行等,均属会员。在中国征信所的挤压下,几家外商征信所门庭冷落,相继倒闭。
从相关材料看,外商银行或洋行对信用调查的热情,要超出华商银行、钱庄,中国征信所的信用调查委托人,一大半都是外商银行和洋行。
1935年5月,中国征信所改组为股份制公司,经选举产生的董事11人,监事3人,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不久,章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迫离开金融界,后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早年的金融活动却湮没无闻,鲜为人知。
章乃器离开后,征信所改由孙瑞璜担任董事长,他也是当年的创办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许多工商企业或迁往内地,或毁于日寇的炮火。维持下去的工商企业,投机性质日趋浓厚,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调查失去了依托,中国征信所的业务可有可无。战后,又受官办的联合征信所竞争,相关业务流失大半,勉强维持至上海解放,中国征信所才宣告结束。其历年积存的上千卷行业、公司或个人调查报告书,现在全部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近代上海极富历史价值的一座资料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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