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息5分(5%)，借20万元的钱也只能拿到19万，剩下的一万作为利息先扣除。尽管钱贵得吓人，老宋犹豫再三还是让财务把钱借下来。“再贵的钱也得借。”老宋对记者说。一笔20万元的材料款这两天就要到期，往年老宋总找同行拆借——这在彼此间是经常的事，但今年同行们都对老宋摇头，他们自己也手头吃紧，万般无奈，老宋只好向一家叫圆贷投资管理的公司借起了高利贷。

　　四十多岁的老宋在上海市郊经营一家中等规模的铜门厂，一直为地产建筑商提供各色铜门。最近原材料价格一路飞涨，雪上加霜的是，原本就爱拖欠货款的建筑商现在回款速度更慢了。“总说房地产调控。”老宋对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道。作为一个小供货商，他只能忍着建筑商的拖欠货款。“今年一开工就亏本，不开工又不行。”对未来，老宋忧心忡忡，他开始前所未有地留心起报纸上关于宏观经济走势和调控的任何新闻了。

　　缺钱的焦虑好像瘟疫一样在扩散。

　　3月1日，在南京工商联举行的一次民营经济社会责任讨论会上，原本还在愉悦回顾去年做的善事的民营企业家们，说到今年的资金问题，立即炸了锅。

　　上市公司苏宁电器的老板张近东和南京雨润的老板祝义才当即感叹，他们公司虽然不缺钱，但也感到今年形势严峻。

　　浙江永康富仕达董事长颜振广的日子看来要比张近东和祝义才难，他说：“今年不打算扩大投资规模了，眼下活下来最重要。实在撑不下去了也没办法。”

　　一场民营经济社会责任讨论会很快转成了融资研讨会，南京工商联主席李近感叹：“今天一上午谈的都是缺钱和融资。”

　　受从紧的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近期纷纷收紧贷款，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浙地带，中小企业立刻感受到了这股寒流。南方周末记者在江浙各地的调查发现，民间利率已经在快速上扬。记者在资金活跃的温州地区了解到，民间借贷利率已突破历史高位，当地私人借贷公司的月利率已超过7%，民间担保公司的短期贷款利率已达月利率10%以上，担保公司间短期拆借利率也在月利率4%左右。而浙江一带民间票据的转让(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票据买卖标的)的月利率目前也上扬到1%左右。

　　“现在的民间借贷利率又逼近了上次历史高点，企业是一生产就亏本。”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去年年底，据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仅乐清和温州开发区就有6家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关闭。几家企业关闭的消息像风一样在温州的企业家中传扬开去。

　　记者了解到，这6家企业中有3家为服装企业，它们的固定资产规模已达上亿，年服装加工能力达上百万件，已经算得上是中等规模的企业。倒闭前，这些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达到4亿多元，但受到出口市场不景气和不断上涨的借贷利率的双重挤压，原本一直运转顺畅的资金链条断裂，最终只能破产。

　　非独江浙，眼下各地的民间利率都有上扬的态势。

　　据《青岛晚报》报道，青岛地区的民间借贷最高利率已达每月15%。“山西地区的民间利率也达到月息3%-5%。”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系教授李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李建军一直关注民间利率的波动情况。

　　资金中介的好时光

　　企业资金紧张的同时，各种资金中介却迎来了发展的沸腾时光。

　　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缺资金了怎么办，只有两条路，要么借高利贷，要么停工。担保公司成了民间金融体系中的太阳，中小企业主们常常谦卑地站在他们的门前。

　　“担保公司大多替人紧急还款、垫资，当地俗话称之为‘倒款’。”温州的一位担保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倒款”就是将各路资金汇集，然后以高利出借，这些业务往往做得比较隐蔽。贷出去越多，当然也赚得越多。“利润很高，过去几年温州才有60多家担保公司，但是去年一年增加到259家，翻了3倍。”周德文向记者介绍说。需要钱的人很多，需要的钱数量很大，“私人的钱远远不够，担保公司最终还要依靠银行的钱。”周德文说。

　　银保合作是目前通行的一种方式。

　　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在温州地区，和银行合作的担保公司注册资金规模都至少在1000万以上，获得银行的认证后，担保公司就可以通过银行将借贷资金放大2-7倍。

　　“一般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保证金5倍左右的贷款。”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除了银行的资金，还有资本掮客拉来的零散资金。李昌(化名)就是其中活跃着的一名掮客。

　　李从下游那些手中握有资金的散户和企业中融资，然后交由上游的担保公司贷给需要资金的客户。这其中，下游和上游的借贷双方自愿签订协议，而担保公司则将其利息收入的10%作为中介费用支付给掮客。

　　毫无疑问，中介环节的增加抬高了资金成本，但促使资金价格一路走高的还是市场畅旺的需求，去年的牛市刺激了整个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但到去年下半年，到去年年末，资金吃紧就主要是由于银根抽紧了。上述担保公司的负责人透露，某些小规模的担保公司去年上半年月利率大多在3分左右，但由于银根抽紧，这段时间达到了6分，甚至9分，因此，担保公司的利息大多以天计算。

　　市场对资金的饥渴，也使典当行的生意空前红火。“每天都接到四五个电话，咨询房产典当的利率、收费、贷款期限等问题。”温州市内鹿城典当行的工作人员透露，在三四月前，一星期可能只有四五笔业务，但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这个数，且多数是房产抵押业务。该典当行从去年11月至今已办理了30多起房子典当业务。温州最早的典当行——金城典当行——董事长李克林对记者说，房子之外，不少人开着宝马、奔驰来典当。房产典当的月综合服务费为3%，换言之100万元一个月利息为3万元。

　　有趣的是，中小企业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钱的时候，典当行也在“愁钱”。

　　东方典当行是上海最大的典当行，资本金不足是他们当下最大的苦恼。“资本金早已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东方典当执行总监韩怡告诉记者，“去年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快，累计放贷19个多亿，而我们才有5000万的资本金，资金的周转率已经很高了，这几乎是极限了。”

　　“其中房地产典当的比例达到68%-70%。房地产月息2.7%，民品月息4.2%，这是国家规定的上限，现在企业缺资金的多，我们一直按这个上限办理。”韩怡说。

　　让典当行羡慕的是很多处于地下状态的金融机构。

　　“你收到过地下钱庄发送的无担保贷款短信吧，现在他们的生意可火了。”深圳金汇源典当总经理彭贵洲说。从去年下半年，宣称无担保贷款、月利3分的地下钱庄的短消息的确多了起来。记者在上个月就收到了至少三条地下钱庄发来的短信。按图索骥，记者联系上了三家地下钱庄。“月利3分，无需抵押。个人贷款上限50万，企业贷款上限200万。借款时间可以2个月，最长两年。”一家地下钱庄很坦率。

　　“如果你需要，持身份证、户口本见面验证，十分钟就可以把100万打到你账面上。”另一家地下钱庄则表示。他们往往有足够现金，为了打消客户顾虑，还往往主动提出交易双方可以在银行签约，并可以立刻把钱转到借贷者的账户。

　　彭贵洲介绍：“目前两三分的月利息是低一些的，4分到5分的月利息也是正常的。”但是像在温州一样，借款利率会随着借款双方熟悉信任程度以及金额、时间等因素发生变化，并且变化的幅度可能很大。

　　尽管市场层面反映民间借贷的利率在上扬，但官方统计数据却和民间人士介绍的情况相差很大。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1月份，民间借贷月利率达11.77‰，距2005年1月历史最高位12.112‰，仅一步之遥，但这个利率水平与记者从民间人士那里了解到的利率水平还是有差距。

　　记者专程去人行温州中心支行了解这一差距的原因，但却两次被婉拒。

　　繁荣的陷阱

　　民间金融的总量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数据。

　　关注此事多年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说：“2006年年底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大约是十七八万亿，民间金融的总量大约有四五万亿，2008年这个数字只会更高。”

　　这么多钱主要来自哪里？李建军教授也有一个粗略的估计：“民间金融里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于正规金融体系，三分之一是民间自有资金。”

　　随着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银行间激烈竞争着贷款客户。为了扩大业务，一些银行甚至把贷款转包给了这些地下金融机构。

　　“这种情况很多，主要以扩张期的中小银行为主，还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大银行不缺客户，但是中小银行还是拼抢得很厉害。”一位银行工作人员透露说。

　　处于灰色地带的各种融资中介，运行却非常混乱。“和正规金融机构相比，在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对当事人的约束方面具有许多不规范的特征。”李建军教授说。

　　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曾做过暗中调查，结果发现就有这样的担保公司：两三个人，自家办公，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担保公司就开张了。

　　“收益很高，可是风险也很高。”正在考虑投资担保公司的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理对记者说。

　　“我发现大多数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都是短期凑出来的，往往是在账上过一下就撤走了。如果出了坏账，他们根本没钱冲销。风险管理很粗放。即便是有抵押物，也会存在抵押物有瑕疵，或者无法实现抵押权。我看来看去不敢投资他们。”他说。“怎么进行风险管理呢？”记者向温州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担保公司了解情况。“我们有保全部，也会进行风险计提，银行有的我们都有。”这位负责人回答得煞有介事。

　　据记者了解，目前担保行业的风险计提标准是1%，而银行的风险计提却是8%。“很多公司到了年底，大约估计一下坏账率，做非常简单的一个处理，就风险计提了。”这家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风险保全部，他们养了几个退役的武警，一旦不按时还款，他们就来了。”一个借款的老板则对记者这么说。

　　如果利率再继续升高，不堪重负的中小企业如何选择呢？金融理论中有过明确的解释，由于信息不对称，当贷款利率提高时，会发生两种现象：一种是申请贷款的企业可能本来就不打算偿还贷款；另一种情形是，已经借款的企业发现还不起钱，就开始冒险。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记者了解到，最近发生在温州的龙湾、乐清企业主出逃案件中，涉及担保机构的资金就高达数千万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大量民间金融的存在，会减弱传统的调控中所依赖的信贷控制政策的有效性，因为资金实际上从银行体系转移出来了。“这也是一种次级贷，中小企业的偿债能力差，这种风险会通过地下金融机构转移给正规金融机构，这些地下金融机构都是定时炸弹，”上述银行的工作人员透露，“最近我们行要开展一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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