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每一个人的共识。但当前，中国企业、个人、政府的信用状况如何？信用将多大程度地左右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8月15日，中国信用理论与实践高层研讨会在京召开。这个由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和新华社望周刊社、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层研讨会，吸引了各层面人士的参与，信用法律制度的缺失成了与会人员关注的焦点。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认为，这几年政府信用一直在失信与守信、信用缺失与建设之间反复交战。他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制度信用，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其主要精力应放在法制建设和资信监管上，政府尤其要讲信用。”

　　但目前，对于政府而言，除了依法行政外，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各地并不相同。因此，主要掌握信用信息的政府各部门数据开放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对从事信用服务业务的机构也缺乏管理的依据。

　　据国家发改委信用研究中心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从事信用评估、征集、调查、担保、咨询等的中介机构有500家左右，其中评估机构约40家，征集调查机构50家，担保机构400家，现在又出现一些很小的评级公司等，竞争无序，没有明确管理部门。

　　不仅如此，中国工商银行研究所所长詹向阳认为，作为信用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守信的同时，又是信用缺乏法律保障的主要受害者。她说，目前我们国家的信用制度是有的，但规范的主要是提供信用的机构，涉及信用消费者的条款，没有。

　　这一点让银行吃尽了苦头。据工行统计，199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后，东北某省，占银行贷款85％的企业，通过法院判决破产逃债，银行的平均受偿率只有0.08％，其中不乏恶意逃债。企业认为反正都是国家的钱，从这个口袋装到另一个口袋，致使逃废债成了常规，不这么做就是吃亏了。

　　詹向阳说，信用法律保障的缺失正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银行借贷老被人指责。没有任何政府、社会、法律保障的情况下，银行实在被搞怕了。现在国家鼓励发放消费性贷款，银行因为无法准确掌握个人信息，消费性贷款违约率正逐步上升，而且上升很快。“在没有个人征信制度的情况下，谁敢放胆搞呢？”

　　据了解，近几年信用立法的呼声渐高，规范信用中介机构的《征信管理条例》已由中国人民银行起草完毕。

　　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信用研究中心主任陈新年认为，一直以来，各部门、各地区把持着各自的信用体系，信息割据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数据的开放、使用和管理的立法更急迫。在数据的开放、使用中，掌握数据的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如何开放，开放给谁，都需要明确。

　　比如SARS之后，很多人除了关心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之外，对于车站、机场填写的一堆堆健康卡上个人资料怎么处理，都很担心。陈新年说，这其中不仅涉及部门信息公开与国家机密、企业商业秘密的问题，还涉及中介机构信息采集、传播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郑学益教授预计，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中国经济将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消费结构升级这三大因素，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企业信用需求将稳步发展，个人信用需求开始启动。

　　但是缺乏法律保障的信用建设，靠着道德的约束到底能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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