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正步入一个大变局时代，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新的课题。尤其是2016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逆潮涌动、“黑天鹅”频出，各国市场开放不确定性明显增大。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指出，“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的新著《二次开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国选择》一书比较集中地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新变局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该书提出了“二次开放”的新命题，开辟了一个开放转型的新视角。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的对外开放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5~10年，对外开放的内涵、外延、路径都将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新阶段的对外开放既承载着为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动力的历史使命，又承载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大国责任担当。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我国需要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坚定扩大开放中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开放既需要着眼于拓宽国内经济转型的战略空间、为结构性改革提供新动力，还需要在引领开放、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该书提出新阶段对外开放的三大战略。主张以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贸易战略为重点，务实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未来3~5年，如何将“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区战略有机结合，是新阶段扩大开放的重大任务。建设“一带一路”，是要推进我国和相关国家的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加强自贸区域合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自2002年我国启动同东盟的自贸区谈判以来，目前已经签订了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但已经签订的14个自贸协定中，涉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不到一半。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同“一带一路”相关的自贸区谈判，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海合会、中日韩、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谈判；利用传统互补性，发展新型互补性，建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该书提出了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转型、结构性改革的有机融合的新思路，突出了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市场开放。客观地看，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否则难以承担经济增长主动力的重任。

　　应当清醒地看到，尽管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贡献率大，但服务业结构需要优化，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高的矛盾也比较突出。未来3~5年，在发展重点上，应当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物流、金融、高技术服务、设计咨询、商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等，改变我国制造业“服务内置”现象。细化专业分工，鼓励制造企业剥离服务环节，将研发、设计、内部运输、采购等活动外包。同时，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提升批发零售、仓储物流等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养老、保健、育幼、家政等市场需求旺盛的短板，改造、升级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培育新兴服务业，催生经济增长新引擎。在发展政策上，要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市场准入审批，为中小微服务企业打开大门；继续完善服务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各项配套政策；根据服务业轻资产、劳动密集、人员流动快等特点，认真研究适应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社保政策等，精准支持服务业发展。

　　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坚定不移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当前，我国在开放度方面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领域，外资进入仍然存在某些政策与体制障碍。正如本书所提到的，在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122项特别管理措施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业。“适应经济服务化和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新趋势，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破解经济转型中的重大结构性矛盾，重头戏是以打破垄断为重点的服务业市场开放。”

　　该书敏锐地观察到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系统提出了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不仅立意新颖，而且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理论的重要创新。这本书将会对我国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