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市将研究建立停车征信系统，将停车人停车行为及企业经营行为记入信用档案。目前，北京市正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来市民的交通违法等行为，也要列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

这些年，征信几乎成了个筐，啥都往里装。先不说合理不合理，至少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还仅限于金融领域，而与公民经商办企业相挂钩仅仅才起步，信用体系建设还在摸索阶段，信用信息的采集、信用的评级、信用结果的运用等等，规范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此语境下，动辄将这样的管理、那样的管理纳入征信体系，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未必是给信用体系建设做加法。

比如，乱停车纳入征信，恐怕值得推敲。首先，乱停车不是显性违反诚信的行为，与欠债不还、欺瞒诈骗有本质的区别；其次，这也不是恶意的违法，这类违法有时可能是迫于无奈，比如，城市停车配套条件设施等跟不上。

其实，信用体系建设与法治以及行政管理都是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征信约束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有逃废债务行为的，银行不给贷款，生意合作伙伴选择谨慎，建筑施工有质量或者安全事故记录的，发包方不允许其参与工程招标等等；又如，长期有诸如闯红灯、超速驾驶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保险公司提高保险标准，减少理赔比例等等。这些针对的都是可能发生利益损害的风险系数。脱离征信运用的征信系统，并无实质意义。如，乱停车纳入征信，怎么用？谁来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便作了信息记录也只是“纸老虎”。

征信不能没有门槛，哪些行为有必要列入违信采集的范围，与哪些惩戒对应起来，都该在《征信管理条例》的框架内细化，不能、也没有必要“捡到篮子里都菜”，诚信约束失之于泛更容易落之于空。更重要的是，征信不能异化为行政管理权力的延伸，变成管理的手段。依法行政，依法是前提，法不授权不能为，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既不能将一切的违法行为都纳入征信系统，更不能自制违信结果在本行业内部运用的规定。征信既要设立清晰的规则门槛，也要设立限制权力的法律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