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快建立公务员和公职机关诚信档案，并在公务员录取、干部选拔等过程中优先使用，真正使公职人员“不想、不敢、不能”失信。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朝令夕改”、遇负面消息“先否后认”等行为，使地方政府频频陷入“不说被质疑、说了没人信”的尴尬局面。《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广东、山东等多地调研发现，虽然政务公开改革推进多年，但在一些地方，由政务失信引发的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不满和质疑还在加深。

　　比如，经济领域借贷关系中的政府信用，本应是最牢靠的“金边信用”，然而有的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发展，导致债台高筑，欠债不还;有的地方“新官不理旧账”，“且借且发展”，只管借债不管还债;有的地方政府面对法院的还债判决，拒不执行，甚至把财政资金全部转移进专用账户、造成无钱可还的假象。一些群众将这种现象称为“官赖”。

　　而那些因政府拖欠债务、陷入困境的“政府债主”，多次讨债未果，不得不借高利贷支付农民工工资和债务利息，有的不堪重负，甚至面临破产。“官赖”现象不仅损害了政府诚信，也影响了干群关系，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四大领域34项重要任务，其中政务诚信居四大任务之首。受访专家和干部认为，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政府诚信出现危机，不仅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更易引发群体仿效的社会消极作用，危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因此，警惕政务失信风险，有效治理“官赖”，是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迫切之举。

　　“言而无信”

　　成一些政府机构代名词

　　在中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一些家住县城城郊的农民，听他们讲述了一个恼人的“闷亏”。

　　早年，县里征地拆迁中心和当地乡政府以县城建设规划需要为理由，要征收48户农民的102亩地，建设农资和农产品市场。按照乡政府和征拆方的口头承诺，农民们每户能获得一个面积128平方米、能建5层楼的宅基地;安置地位于市场周边，一层全是临街铺面。此外，在就业、社会保障、生活安置等方面，还有不少惠民安排。

　　面对诱人的前景，48户农民凭着一纸简单的集体安置协议，接受了旧房每平方米600多元的拆迁补偿，住进了狭窄局促、冬寒夏热的过渡安置活动板房，腾出家园支持这一“公益事业”项目。

　　然而，当他们在板房里苦熬了一年多终于盼来项目开工时，却从开发商处得知，政府原先承诺建设的大市场，在变更用地性质后已变成商品房楼盘。农民的安置房用地，被挤到了小区远离街道的一角，商业价值自然严重“缩水”，其他承诺也大打折扣。

　　为此，农民们集体上访并到工地阻工，与政府、开发商的矛盾冲突不断。他们气愤地对记者说，当初同意拆迁，是基于对政府“金字招牌”的信任。如今，政府种种美好的承诺都成了泡影，不少拆迁户成了种田无土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生活无着落的“四无”农民。

　　“党政机关尤应带头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官赖’不仅影响政府公信力，更给民众一种‘政府耍无赖’的印象”，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肖滨认为。

　　“发生负面事件后，官方‘三缄其口’或‘先否后认’，都会折损其公信力，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这折射出执法机制的缺失和监管的乏力。”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信任透支，已经让公众对其产生质疑，而不及时公开信息和质疑心态的双重作用，则导致了“谣言满天飞、质疑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尴尬，这些对于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次生伤害远远超过失信事件本身。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发布的权威声音遭受质疑，而一些‘小道消息’却广为传播，不仅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还有可能造成群众情绪失控，引发群体性事件。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伤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晓日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