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山西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震惊全国。太原市“城中村”一个村主任的问题就牵扯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房管局长、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区规划局长等多名领导干部，其中，市房管局长张双娥在北京、上海等地有36套房产，家财过亿。(5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当下，“房多多”家族屡出新人，可谓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一房更比一房多。譬如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如果继续开列下去，恐怕会是一份十分壮观的清单。

　　按理说，官员的房产远远超出了收入水平，其中涉及的贪腐、权钱交易等不言而喻，天量房产其实就是一封反腐举报信，很容易成为纪检机关的突破口，但事实却是官员落马后其房产才曝光，原因何在?就是长期以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缺位”，房产信息系统缺失，让一些官员钻了制度的漏洞，以非法手段攫取了大量财富，变相助长了腐败，滋生了如此多的“房蛀”官员。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现实作用，也有长远意义，被公众寄予厚望。公众关注的是除了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调控房价外，还有一个“溢出期待”希望它成为一个制度利器，再次开出反腐败的工作面来，遏制变相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