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限购“半夜鸡叫”的消息，再次引起了社会对政府决策诚信的质疑。昨日（4日），记者从武汉市政府获悉，不久前该市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率先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杜绝行政行为的随意性。（1月5日《楚天金报》）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范畴中，政务诚信应该扮演着“领头羊”的作用。因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诚信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基因是否顺畅。就以各地限购的例子来说，深圳市对于汽车的限购政策出台之前的说法是不会限购，而就在一夜之间出台限购政策。这对于公众来说无疑就是最坏的结果，对于政务诚信来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一旦政务诚信失范，必然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步伐。一方面，对于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来说，公众就开始越来越保持一种高度警惕，或者开启一种逆向思维模式；另外一方面，对于社会其他领域的信用建设来说也会大打折扣，人们会以政务诚信为基本进行衡量。 

　　之所以说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火车头”，其原因之一在于，政务诚信理应包含着减少或者杜绝行政随意性的内容。对于公众来说，公共政策的出台将会涉及更多的人，而一旦公共政策出现了诸如朝令夕改的模式，遭殃的首先是公众，接下来就是政府部门的自身公信力。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政府部门理应成为一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部门，这样才能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树立标杆与规范，从而将整个社会的信用机制建设完善起来。否则，像公共政策"突然袭击"的做法，人们注定会将公信力的丧失直接指向政务诚信的失范上来，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步伐。 

　　原因之二在于政务诚信能够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何谓公众预期，即人们能够预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政策变动，从而能够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汽车限购政策，如果公共政策说不限购，那么，人们的公共预期就是不会采取措施突击购车；而如果政府说会限购，人们也会根据限购的政策调整自身的决策机制。由此看来，政务诚信因为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出台，从而引导人们公共预期的调整。其必须有着诚信的内容，而政务诚信本身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信用建设的"领头羊"和引导作用。因为如果政务诚信示范的话，必然将会带来公共政策的不断调整，而这又会导致公共预期的紊乱。 

　　既然如此，武汉市将政务诚信建设作为一种规范无疑是瞄准了社会信用建设的“七寸”。而这样的政务诚信建设也并非能够依靠法规就能够完成，舍此之外，更是需要在惩罚机制上进行落实。即如果政务诚信建设中出现了各种不诚信的现实应该如何追责和惩罚，只有将这样的机制也进行落实，我们才能欣喜看到政务诚信建设能够为整个社会信用机制的完善提供标本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