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不负救助义务,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此后,财政部于10月28日公布了地方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办法,各地要统计地方可偿债财力,测算债务率。经国务院批准的存量债务,锁定后需向同级人大或常委会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同时,财政部明确省级财政部门锁定地方债务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1月5日。

　　按照市场理解,这两项政策的推出,将让地方融资平台陷入恐慌,其背后深厚的政府信用背书将被斩断,归入市场化公司之列。然而,吊诡的是,近期地方融资平台屡屡上演最后的疯狂,城投债市场火爆异常,利率屡屡走低。

　　分析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问题仍出在政府信用背书身上。

　　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形背书,原本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是商业银行眼中的优质资源。财政部的债务甄别限期推出后,商业银行认为未来平台公司剥离政府信用、走上市场化之路后,风险必然大增。但限期到来之前的城投债,尚存地方政府信用背书,银行认为这仍属政府直接债务范畴内的“刚性兑付”债券,因此这批城投债是“最后的晚餐”,以至于出现部分银行为平台贷款紧急开设“绿色通道”的现象。

　　这套疯狂背后的逻辑十分“眼熟”。今年出现的首家退市央企长航油运,在被上交所终止上市后,复牌进入退市整理期时,股价一度跌至1元以下,仍有大量中小投资者不顾风险警示逆向进入,央企背后的政府隐性信用背书让其相信,企业能在资本市场“起死回生”。

　　针对政府信用背书进行的“铤而走险”的操作,明显带有一些投机色彩。遗憾的是,这种投机行为不唯市场风险意识未形成的散户投资者会有,商业银行及专业机构投资者一样“义无反顾”。

　　这既突显了此前政府与市场边界未厘清的程度之重,也增加了未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处理的难度。wind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将有5621.83亿元城投债到期,上半年是还债高峰期,将有3160.55亿元到期,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巨大。城投债期限短,容易集中到期,即便银行享受到了政府信用的最后“隐形福利”,客观上却推高了未来地方债的规模,对地方政府去杠杆化几无益处。

　　金融机构的这种选择,也阻碍了金融业“调结构”的步伐。融资平台体量巨大,投资周期长,项目多难形成利润,不依靠政府信用,银行不会为其贷款。但不管有没有政府信用背书,城投债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商业银行等机构不从项目基本面入手考量风险,金融资源被错配到低效领域的局面将更加固化,这对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也非益事。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政府信用退出资本市场遭遇市场主体阻拦,凸显出资本市场市场化增信工具匮乏的尴尬。中国监管层曾在2010年在银行间市场开展了与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信用违约互换(CDS)相似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业务。但CRM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投资者主体比较单一且集中,CRM工具使用得不够广泛,市场表现当中交易不够活跃,这制约了国内的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倘若政府信用退出资本市场的步伐,无法和市场化增信工具体系建设保持一致,类似城投债退出、央企退市之类事件中的政府信用套利投资行为,或难以从根本上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