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Integrity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Decision-making

　　【作者简介】赵修义(1938-　)，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伦理学（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 政务诚信不同于政府公信力以及社会信任度，政务诚信是中观或微观层次涉及政府部门行政行为以及工作人员施政行为中的诚信问题。政务活动中的决策思维方式对政务诚信影响深刻，应特别重视决策思维方式所依据的价值观对政务诚信建设的影响。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是导致政务诚信缺失的肇源之一，克服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偏向，建立道德价值导向的决策模式，是政务诚信建设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合理决策思维路向。

　　The integrity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the trust in society. Integrity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is one of moral rules for government sector and the civil servant. The implication value of the ways for government to make decision deeply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e decision-making way based on utilitarian value leads to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without integrity. Overcoming the shortage of utilitarian decision-making and rebuilding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wa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s the reasonable approach to the integr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关 键 词】政务诚信/决策思维方式/功利主义Integr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Patterns of decision-making/Utilitarianism

　　诚信建设的重要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如何使得诚信建设切实有效地进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高层近年来提出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四位一体的诚信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比之于《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提出时，将重点集中在商务诚信主抓“百城万店无假货”等的群众性活动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被置于首位的就是政务的诚信。政务诚信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文拟就政务诚信与决策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分四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怎么来定位政务诚信?二，政务诚信与决策思维方式有何关系?三，决策思维中价值层面占有何种地位?四，功利主义的决策思维模式的利弊。

　　一、怎么来定位政务诚信?

　　近来在政务诚信的讨论中，不少论者都非常关注政务诚信与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度问题之间的关系。这自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今政府的公信力的下降和社会信任度的流失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近来有的舆论已经指出，比腐败更待解决的是“信任危机”；也有论者指出，一些社会现象表明，当今社会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政府说什么公众都不信任)。这些估计是否恰当还有待评估，但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确实已经非常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确需要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的高度去看待政务诚信的重要性。但是政府公信力、社会的信任度等，与政务诚信毕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因此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前一个是宏观层面的问题，而政务诚信则是中观或者微观层面的问题。

　　这里先要说说信任与诚信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有的论者把英语中的trust一词翻译为“诚信”，其实这是不妥当的。信任(trust)指的是一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诚信则是一个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或者是一个机构)的道德问题。信任关系，包括了民众和统治层之间的信任，民众中各个阶层之间、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根基。信任关系建立的比较好，这个社会就比较和谐，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比较顺利。最近读到挪威卑尔根大学希尔贝克教授的新作《多重现代化——斯堪的纳维亚的故事》一书，感触颇深。这本书的主题是用挪威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说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是多种多样的，其道路也是各不相同的。他对挪威的现代化进程的分析，突出地强调了在非常特殊的国情与国际关系下，挪威之所以二战后建成一个公平程度比较高、社会关系和谐的现代社会，最关键的因素是从18世纪开始就逐步建立了上层与下层、不同阶层的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是政府行为而且涉及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的痛苦经历，又使得挪威人深深感受到同胞之间共命运同呼吸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更加珍惜社会的信任关系。所以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建立起涵盖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

　　与一段时期里中国舆论界把北欧模式看作是第二国际开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的观点不同，希尔贝克用自己国家的历史说明挪威是基于国民对于信任关系的珍惜，早在第二国际成立之前，就着手探索社会保障制度了，不是在什么主义的引导下而是在珍惜社会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比较顺利地走上了一条和谐发展的道路。可见信任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内部的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层面的问题。

　　诚信就不然，它是一种道德规范。政务诚信，涉及的是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所以是不能与信任问题混同起来的。也不能与政府的公信力问题等同起来，政府的公信力属于比较宏观的问题。商务诚信出了问题，司法诚信的缺失等等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有些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等等，对于政府的公信力的影响就很大，但其中商界自身的不诚信是源头，司法不到位不能给背信违法者以应得的惩罚，也是重要的原因。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或者监管不力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不是问题的全部?总之，政务诚信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度的，与公信力的问题不能等同，主要面对的是施政行为中的诚信问题。

　　二、政务诚信与决策思维方式有何关系?

　　这里说的施政行为主要指的是中观、微观层次上处于中下级的政务人员的诚信问题。这一层次上的政务人员的组成其实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加以分疏才能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来。分疏得越细，就越能做出针对处于不同的层面，承担不同的职责，以及现在存在的不同问题的对策建议。以笔者粗浅的观察，至少要区分为决策层和执行层。

　　执行层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分疏。有的是处理内务的，还有的则是面向公众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服务的。这一层面上的诚信建设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好操作的，而且已经有了许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尤其是在服务公众这一点上(如上海多年前就开展了窗口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比较明显)。大体上说，关键是两条，一条是规则的公开，一条是工作人员的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守规则的习惯的养成。(规则的制定属于决策的范围，而不是执行的范围)。因为诚实守信在现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守规则，而不是兑现个人承诺。政府的办事人员面对的都是陌生人，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承诺，有一段时间靠个人承诺来搞诚信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无论你做出了承诺还是不做承诺，职务所在的各项责任都是必须履行的。这些职责是一个人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就必须承担的。即使面对熟人的时候，最关键的也就是不徇私情，按照规则办事。但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一点不容易做到，需要教育和制度的保障。此外还有一个“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问题，以及在此范围内的一些具体情境下的两难问题的妥善处置。许多问题会出现在这样的环节上。有的时候自由裁量权太大(如以往的动拆迁，处罚的宽严，税收的减免等等)，有的时候则是由于规则对不上号，或者是各种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处置上的难题，常常成为政务失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与执行相比，决策的不当或失信给政务诚信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最关键也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决策是宏观层面或者说是高层的问题，其实不然，中下层也是有决策的。中层和基层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层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决策。比如高层制定的方针政策到了基层单位就是制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实施或者是落实的方案，这就是一种决策。现在中央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下放一些权力，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这样对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基层来说，自己决策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了。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自然灾害、安全事故、以及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公关危机等等，都是需要地方政府迅速及时地做出应对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否恰当，对于政府的诚信影响重大，远比执行层面的问题重要得多。所以政务诚信的研究要把决策、尤其是决策思维方式纳入视野。

　　三、决策思维中价值层面占有何种地位?

　　“决策”涉及几个不同的层面。一个问题是决策的过程，或决策的程序。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提法叫“民主决策”，近来又重返毛泽东时代的说法叫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也好，群众路线也好，都说的是一个决策的程序问题。这里说的程序，不仅仅是说按照现有规章的程序办事，而且是说要有一种民主的精神。毛泽东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1958年的教训，强调民主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1]。他还着重批评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展开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十分恶劣”[1]292。另一种是“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1]295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特别是社会已经高度分化，“群众”的组成不像以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块这么简单。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已经多样，其权利意识也大为增强。民主决策显得更为迫切。如果缺乏民主的精神，决策失当的事情就必定会发生。而一旦决策失当，事前又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那么就难有诚信可谈。

　　另一个是认识论的问题，现在的说法叫“科学决策”。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鉴于1958年之后一系列失误的教训，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问题让各级当政者思考。一方面鉴于发生了亩产上万斤的农业丰收等虚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导致饥荒的沉痛教训，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要求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强调只有“情况明”，才能“政策对，决心大”。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视角提出了如何不断克服盲目性的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302。“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还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1]306他还说道“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1]302。他还要求大家学习有关经济的各门具体科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以前丰富得多了，由于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还有没有“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呢?显然还有。无论是融入全球化之后的市场经济如何调控使之健康发展，还是邓小平在1993年就提出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怎样去实现共同富裕；无论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是农民工的权利如何保障?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必然王国，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在中下层的决策中，更有许许多多前所未遇的新问题。要真正做到科学决策，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离开了科学决策，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务的诚信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认识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客观的现实的可能性，如毛泽东所说的是解决如何把握现实可能性以及发展的客观趋势的问题。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客观的可能性也是“多”而不是“一”，那么面对诸多的可能世界，诸多的可能性中就要做出选择，争取哪一种可能性并努力使之实现。决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做出这样的选择。毛泽东还特别提到要区分“好的”还是“坏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好的还是坏的，就是一种价值层面上的选择。现在我们常说的“价值”①，广义来说就是指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什么样的可能世界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并要使之实现的。也可以简单地说，值得追求的就是好的，不值得追求的就是坏的。对好的还是坏的可能性的选择，就是决策中的价值问题。

　　任何决策，不论是高层的决策还是中下层的决策都有价值选择。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基层的决策者，天天想的就是自己的私利或者是周围几个亲朋好友或者哥们能不能得到好处，那么他所做出的决策(无论是用人的决策还是某种分配方案的决策)肯定是成问题的，怎么会有政务诚信可言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务诚信，价值选择是最为关键的。

　　当然决策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这里不仅有好的与坏的，也就是正面的价值与负面的价值之间的抉择，在诸多的正面的价值之间还会有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不仅如此，还需要在各种正价值之间做出妥善的安排，使之得以顺利地实现。

　　总之，决策问题是不能离开价值选择的。而价值选择远比认识论的问题要复杂，因此需要做细致地研究。下面我们就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一点具体的分析。鉴于在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是唯效率论的最典型的代表，下面我们就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的利弊作一分析。

　　四、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的利弊

　　讨论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之前，首先要对功利主义这个概念做一点澄清。在中国的日常语言里，往往把功利主义等同为一种以追逐物质利益为目标的人生观。其实这至少是对于作为一种学说的“功利主义”的片面的解读。

　　只要读读法国学者哈列维所著的《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2]一书，就可以明白。功利主义诞生于18、19世纪之交，与面临诸多社会危机的英国相联系。当时英国面临着要不要在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做出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这两大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功利主义就是回应社会的这种诉求应运而生的。其主要的大人物边沁等人都是一些从事实践的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的论说广泛地涉及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和道德等领域。马克思早就指出功利论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或行动的哲学。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与决策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从功利主义与近代以来西方的伦理学说关系来看。一方面他们都是以人性的自私论为基本假设的，功利主义主要的特点就是用联想心理学来证明趋乐避苦是人的最基本的追求，提出了最大幸福原则；另一方面在回答自私的个人何以可能有非自利的道德，并使之成为人性的一部分?社会又何以维系?在这些问题上功利主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简单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3种回答。一种是同感论或者是同情论。即认为因为人有同情心，可以对他人的快乐和痛苦感同身受，由此生发出道德，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做的论证那样。一种是利益的自然和谐论。斯密的经济学就是如此，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就是一个典型。也可以称之为“利益的天然同一论”。第三种就是“人为和谐论”。所谓的“人为和谐”就是运用功利原则，来制定各种政策(包括经济、政治、立法和教育等)，人为地去实现社会的和谐，让本来自私的人和谐相处。人为的手段的运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决策，就成为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可见决策思维方式是功利主义内在地蕴含的主要议题。这就是功利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那么功利主义作为决策思维模式有什么特点呢?

　　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效用原理，第二条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后来进一步表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第一条是就动机愿望和效用效果关系而言的。也可以表述为效用至上的原则。它最初是作为道义论的对立面而提出的。道义论者强调动机的重要，而功利论则强调效果。Utalitarianism一词的词根就来自于utality，即效用。民国时期唐钺先生用“功用主义”来汉译这个词，这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功利主义讨论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倾向于功利论的②。

　　那么什么样的效果才是善的或者说是好的呢?这就是第二条原则。其中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增进幸福的即是善。穆勒曾经说过功利主义的最基本的主张就是：“承认功用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之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掉快乐。”[3]

　　那些能够引起快乐，产生幸福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益”二字。获得利益就是所谓的“成功”。而边沁认为影响人的“成功”的主要3个要素为财富、权力和名声，这些都是给人带来快乐或幸福的手段。但是如穆勒所说，正因为这些东西经常能够带来快乐的效果，所以人们也很容易把这些看作是善这个目的本身。

　　在功利主义者边沁看来，快乐和痛苦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叫最大幸福原理。后来为了同利己主义划清界限他们又提出要把能否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度量的标准。对此马克思曾经给予肯定，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4]。后来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推崇功利主义的，他把善恶归结为利益。他没有采取穆勒那种区分快乐的质和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是用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来区分善恶。他说“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受到损害的人说坏，得到好处的人说好，那么理论的正义在哪一方?有人说善高于一切，我们只能说善就是利益，要说善和利益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很大的利益高于不大的利益”。“有利于整个社会或大部分成员的事就是善行；整体大于部分，全民族的利益大于个别等级的利益，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求得自己的利益的一方到头来会自取灭亡”[5]。由此他得出了否定农奴制等革命的诉求③，这就从一般的功利主义引申出了革命功利主义。后来的俄国革命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付诸实践。这些观念在20世纪对中国也有深厚的影响。

　　在革命功利主义这一点上，功利主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当然他的论说也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却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又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段论说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无产阶级弱小而农民的人数庞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实行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更加强调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6]。

　　毛泽东倡导的革命功利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非常普及的思维方式，由于它的有效性逐渐积淀为一个模式，在决策思维中通行。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之后，这种思维模式有所改变，主要不再以阶级功利主义的现实出现，而是以经济功利主义的形态出现。这在推进市场体制的改革之后，在实现“效率优先”的方针之后尤其突出。这是因为，这种经济功利主义在西方的历史上如马克思所说，一开始就是与倡导市场经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思想史上就是以提出“效率论”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效率论辩护著称的。所以，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破除计划经济的藩篱，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1998年，华东师大哲学系专门召开过全国性的“功利主义反思”讨论会，会上最强的声音就是要肯定功利主义的积极作用。

　　但是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应讳言的。其决策思维模式也有极大的局限性，推到极致的话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政务诚信的流失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会影响政务道德诚信?

　　从学理上看，功利主义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功利主义是以“趋乐避苦”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与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否定了人的向善的动力；第二，功利主义过分强调效用或效果，客观上会轻视动机尤其是动机善的意义，容易使人忽视善良的动机的重要性，在决策问题上易于忽视公平正义等等道德的目的的重要性；第三，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命题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到底是由谁来判定多数人的幸福?是决策者自己还是多数人自己?最大是否等于总量?幸福不幸福谁说了算?是否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幸福?)，作为决策思维方式埋伏着许多的弊端。这些问题在功利主义提出的时候就遇到过，边沁就遇到过这样的责难：假设一个30个人组成的社会中有29个人主张把剩下的一个人烤了吃掉?是不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由于功利主义重在强调效用，易于忽视实现效果的手段善的重要，推到极致就是只要有效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用结果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易于在手段环节上堕入非道德主义，因此就存在着不择手段地实现效用的可能性。思想史上确有一些论者做出过这样的推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革命者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的，符合整体利益的理想)而去“牺牲别人的利益、荣誉与生命”。总之，为了整体的利益，一切手段皆可采取④。

　　下面结合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表现对其弊端分析。

　　第一，“效率”就是一切的增长主义，或者说是GDP主义，就是这种决策思维模式的集中表现。在中下层的政务人员中就是唯政绩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由于它否定了道义本身也是目的，或者有意无意地轻视道义目的，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就会否定或者轻视“公平正义”等社会善的追求。因为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公平也好，正义也好，最终都是由效率来度量的。这样的决策的结果就是漠视公众对于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追求，即使决策者完全是出以公心，一心一意地谋求经济增长，也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甚至会怀疑决策者本身的诚意。这样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政务诚信的流失。其次，就是决策者如果一味追求政绩，结果对于自己的动机是否善良，是否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是否公正地对待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等等问题，就不会自省。

　　第二，以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由，漠视少数人的“受惠最少者”⑤的利益和诉求，使得社会不公合理化。这个少数从统计学上看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冷冰冰数字，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艰难地维持生计的活生生的“人”。无论是在动拆迁还是在城管中出现过的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例，都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如果我们无视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的弊端，把它推到极致，付诸实行，那么怎么可能获得最少受惠者和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社会人士的信赖呢?也许在权利观念深入人心而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尤其是消极权利)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的条件下，这种决策思维方式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类教训已经很多，直面其教训，一个关键就是要懂得功利主义的决策方式所潜藏的危险。

　　第三，一些本来是出于公共利益的政策，由于有意无意地无视手段的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以动拆迁为例，有些确实出于公共利益的市政工程，由于采取了不当的手段(如雇佣一些流氓地痞式的能人用低劣的手段胁迫居民)，不仅增加了社会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诸如此类的教训，需要从决策思维方式的视角加以总结。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政务诚信就难以建立和维系。

　　这里所说的道义性，特别是手段善，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对待他者的态度。西方的基督教有所谓的黄金律，说的是“己所欲者，施之于人”，中国的儒家有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来旅美中国哲学家黄勇先生提出，如果基督教的信条称为金律的话，孔子的信条可以称为银律，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有弊端。关键是都不承认他人与自己的区别和差异，免不了有强加于人之嫌，尤其是基督教的金律。他认为在中国的道家和儒家的文化资源中有一种可以称为“铜律”的道德律存在，其要旨就是“人所欲，施之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7]。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值得我们重视。在一个多元多样的世界上，在已经分化，已经在生活、思想、观念上多元多样的中国社会，人们的所欲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一味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把他人并不欲求的东西“施之于人”，结果就会适得其反。现在有时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有些政务初衷是好的，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可度量效果，但是人们并不叫好，没有增加公信度，办事者心中也委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到“人所欲，施之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概以上述，功利主义决策思维模式是导致政务诚信缺失的肇源之一，因而克服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偏向，建立道德价值导向的决策模式，是政务诚信建设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合理决策思维路向。

　　注释：

　　①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里是不使用“价值”这个词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官方的话语系统才逐步地纳入了“价值”、“价值观”等等话语。

　　②“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页。

　　③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土地所有者一般都先从各种强迫劳动中获得好处，但结果实行奴隶劳动的一切国家中的土地所有者都处于破产的状况，想求得自己利益的等级一开始就错了，一些人借物质手段大大优越于另一些人的状况对于这个社会的危害要大大超过利益”。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著：《18-19世纪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370-371页。

　　④转引自金雁著：《倒转红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1页。

　　⑤这里用的是罗尔斯的术语，流行的用法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但笔者认为后者有过于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尼采式强者生存的“超人哲学”的色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宜推广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1.

　　[2][法]埃利·哈列维.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M].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3][英]约翰·穆勒.功用主义[M].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7.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4.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8-19世纪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70-371.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804.

　　[7]黄勇.全球化时代的伦理[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