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简称“SB”。

　　1973年，邵逸夫（左三）迎接在亚洲影展上获奖的邵氏演员们。右二是姜大卫、右一是狄龙，他们都凭借张彻导演

　　90后熟悉学校中的邵逸夫教学楼，70后和80后看着TVB剧集长大，恐怕少有人记得“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这句宣传语，邵氏电影也是华语电影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如张彻导演在《张彻回忆录·影评集》中所说，“邵逸夫在香港的电影史上很重要，香港的电影史可说由他改写！”

　　早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与邵氏公司颇有渊源的资深香港电影人吴思远。吴思远从邵氏的场记、副导演开始做起，直到后来成为独立制片，也导过电影，连任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邵逸夫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太热爱电影了，我记得当时他在公司里每天都要看好几部电影，不管是不是邵氏自己的电影，包括一些好莱坞的片子，这个习惯坚持了好多年。”

　　吴思远还说，邵氏公司的影响范围还不仅仅局限在香港，“邵氏的存在可以说是改写了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历史。比如台湾，邵氏出身的李翰祥还没到台湾之前，台湾电影的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还比较落后。”邵氏雄霸香港影坛二十余载，对香港电影产生了极其深邃的影响。在邵氏之前，香港电影以讲求艺术内涵的文艺片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孤岛天堂》、《清宫秘史》、《流亡之歌》都是香港早期的文艺经典。在邵氏公司一统江湖之后，香港影坛逐渐由文艺主打转变为商业片成主流的局面。今天的香港电影商业片一直都是最强主打，就是邵氏为香港影坛划分的全新格局。

　　“他活了107岁，其中有80多年都在做他的电影和电视事业。他是香港电影的奠基人，他的离开代表了香港电影一个时代的过去。”吴思远回忆最后一次见到邵逸夫是四五年前和台湾导演李行一起拜访了已经年过百岁的邵逸夫。席间，邵逸夫感慨：“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一定再拍电影。”

　　邵氏的成立

　　20世纪初，电影这个新兴科技来到了上海，邵逸夫的父亲——以经营颜料发家的富商邵玉轩，授意自己的大儿子邵醉翁进军电影业。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它是“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

　　1927年，天一因为独断专行的经营态度，得罪了其他电影界同仁，上海六家电影公司联合发起抵制天一粗制滥造影片的运动，这就是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六合围剿”。但是影评人周黎明认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当时之所以受到排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影片都是针对草民百姓的，宣扬的是传统道德文化，美学追求也不高。”但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天一电影“接地气”的做法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当时文盲比较多，早期的电影贴近老百姓，才可以有如戏曲在民间的文化启迪作用。”

　　天一在上海无法立足后，邵醉翁便派遣三弟邵山客远赴南洋开展制片业务，六弟邵逸夫负责协助。在另一头的香港，邵逸夫二哥邵邨人与儿子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则在夹缝中求生，被当时的电影业龙头电懋公司打击得无还手之力。1957年，50岁的邵逸夫来到香港，接替邵邨人的位置，全面主持“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业务，以抵抗电懋的步步紧逼。

　　邵逸夫接掌“邵氏父子公司”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他首先斥资700万港元在清水湾兴建邵氏片场，先后花重金从电懋等公司挖名角儿，还四处网罗人才，壮大邵氏的内部力量。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从1958年12月4日上映的《妙手回春》开始，“邵氏兄弟”的“SB”标志正式出现在邵氏电影中。

　　建立影城是邵氏发展的基础，同时招揽人才也是当务之急。通过朋友的介绍，邵逸夫认识了邹文怀并聘用其为宣传主任。导演演员方面，邵逸夫则相继聘请了张彻、李翰祥、楚原、井上梅次、林黛等，也培养了姜大卫、狄龙、陈观泰、刘永等明星。同时邵氏也开始为培养自己的人才而设立学习班。吴思远回忆道：“我是邵氏公司南国实验剧团的第六届毕业生，他们(邵氏)是从第五届才开始开办编导科的，之前在香港还没有过对于编导方面人才的专业培训，主要都是集中在演员方面，所以我也算是比较早受益的一批人。南国是邵氏办的，全名是南国实验剧团，那时候校长叫顾文宗，他是邵氏老演员。他们一方面和无线电视台一样培养新人，一方面可以用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些演员像岳华、郑佩佩、沈殿霞，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和天一时期一样，邵氏的电影教学也坚持“道德规范”，吴思远说：“我还记得丁善玺都来上课，他当时到香港来当胡金铨的副导演。那时候教我们编剧的很多，有一个是香港老编剧家吴铁翼，资格很老，萧芳芳很多片子都是他写的，《小小羊儿要回家》这些戏很多都是他写的，我记得他讲的有一句话，是说不管你前面怎么样发生事情，怎么样曲折，道德结尾一定在那的，好人要有好报。”

　　“邵氏就像是香港电影界的‘少林寺’，太多电影人都是在那里学到了基本的拳脚功夫。”吴思远形容，“讲了很多这些非常有用的基本技术，对我以后做导演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做导演，基本功一定要练得很好，就像一去到少林寺，它不教你武功，先教你基本的扎马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基本功掌握的基础上再去变才可以。绝大多数香港电影人都接受过邵氏的培养，包括后来的嘉禾公司，它的创办人邹文怀也是从邵氏出来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算他们没有经历到邵氏，他们的师父也都是邵氏的徒弟。”

　　在吴思远的印象中，当时的邵氏片场从摄影到导演，有辈分的基本都是上海人，“绝大部分势力都在上海帮里面……而邵逸夫本人不是讲上海话就是讲英文。”

　　邵逸夫是个商人，商人讲究精明，不讲感情。张曾泽因为国泰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而被邵氏撬至麾下，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红胡子》惨败，邵先生片场再遇他便对其视若无睹。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张吃饭极尽热忱。“这一切并没有驱散我心头的阴影，只让我感觉到怪异，无论是拍戏和对人对事，我仍然是我，可是外来的改变却让我好像坐到云霄飞车上，忽上忽下的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个什么地方？”张曾泽回忆说当时他就去意已决。邵氏出身的演员田丰也有如此感受，“导演拍的戏一卖钱，马上电话就来了，今天到六爷(邵逸夫)家吃饭；三天以后不卖钱了，看见你，转头装看不见。说起来现实，但邵逸夫讲过一句话，‘我有两千多员工，我讲感情不讲死了嘛？’”邵氏的薪水也偏低。吴思远透露：“我进邵氏才两百二十块(港元)薪水，就算升到副导演，四百五十块，最高是五百，外面七百多块。但我无所谓，我是很乐意做这一份工作，因为外面没有机会。”

　　邵逸夫对于片场的事情喜欢亲历亲为。吴思远说：“我进邵氏一两个月后，第一次看到邵逸夫，他有个习惯，每天要巡场一次。就不知道几点钟，通常是下午。我们打光的时候没事做，就在门口抽烟，他远远地一过来，大家就把它踩掉，假装做事。”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这是邵氏电影最著名的一句宣传语。尽管作为商业化的大制片厂，邵氏电影不可能每一部都“必属佳片”，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邵氏电影确实在各种不同的题材、类型和风格内造就了大量的传世佳作。据说邵逸夫为保证出品影片的质量，甚至多次将低劣的影片烧掉以免影响邵氏声誉。

　　邵氏能有这样的成绩，最重要的功臣自然是李翰祥，李翰祥在邵氏的十几年间，拍过风月片和清宫戏，但其黄梅调电影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早李翰祥看到当时的内地影片《天仙配》、《梁祝》等，很感兴趣，意识到黄梅调影片大有可为，于是说服邵逸夫开拍《貂蝉》，影片出现后反响强烈，使李翰祥名利双收。真正轰动全亚洲使李翰祥也由此步入大导演行列的是1959年的《江山美人》和196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前者在亚洲影展获十项大奖，连演配角的胡金铨都得了奖，影片从细节的艺术处理上已经大大超过《貂蝉》。

　　在邵氏电影的后期，武侠片几乎成为邵氏影业最重要的票房保证。1966年先后公映了张彻的首部武侠片《边城三侠》，以及张彻策划、编剧，薛群执导的《文素臣》。也是在同年，胡金铨的《大醉侠》横空出世，影片表现出胡金铨深厚的文化美学功底，可说开创了文人武侠的先河，后来李安的《卧虎藏龙》就是这种风格的延续。但真正的轰动还是在1967年张彻的《独臂刀》的上映，正值全港大罢工，竟狂收票房过百万，在台湾上映亦大受欢迎。影片巧妙借用了金庸《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的创意，融合张彻的阳刚美学风格，结尾大逆转的决战，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从此武侠片正式成为邵氏和香港电影的主要片种。

　　此外，楚原的武侠片则擅于改编古龙小说，《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和《楚留香》堪称其中的代表作。刘家良为人称道的是其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展示，其代表作1978年的《少林三十六房》被好莱坞鬼才昆汀·塔伦蒂诺视为中国武侠片的真正代表。

　　神怪题材的影片也是邵氏出品的重要内容。虽然这类影片的数量不少，但大多属于廉价之作，称得上经典的只有1954年陶秦的《人鬼恋》和1960年李翰祥的《倩女幽魂》。

　　因为电影，邵逸夫重返内地

　　邵氏公司在1970年代后期已经逐渐衰落，产量减少，票房上表现也不如意，明显不敌竞争对手，包括嘉禾、新艺城和承租邵氏兄弟院线的德宝等新兴电影公司。

　　随着邵逸夫决意削弱电影投资，加大电视城建设，以及“六嫂”方逸华权位的上升，矛盾一触即发。而邵氏第一功臣邹文怀也早已不甘终身打工，他暗中拉拢了志同道合的邵氏同事何冠昌、梁风等人，对外则吸纳了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资金，还与邵氏的对头国泰电影公司谈拢了电影海外发行的业务，自组嘉禾影业。

　　嘉禾成立伊始，邹文怀为了打响新公司第一炮，挖走了《独臂刀》的男一号王羽，并联络日本公司一起拍摄了《独臂刀大战盲侠》。要知道，《独臂刀》可是邵氏的金字招牌，而且是香港影坛第一部卖过百万的电影。邵逸夫着实咽不下这口气，直接与邹文怀对簿公堂。官司拖了几年后不了了之，但邵氏与嘉禾的恩怨却牵扯了数十年。其实，当年希望从好莱坞返回香港发展的李小龙，心中暗许的是财大气粗的邵氏。即使每部电影片酬2000美元，还得签长期合同，李小龙只要邵氏将合适的剧本寄去美国，就肯点头。不想邵逸夫当时并不以李小龙为意，这让邹文怀捡了个大便宜。

　　1980年代，邵氏公司淡出香港电影制片，但并不代表就此退出了娱乐圈，邵逸夫逐渐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电视业方面。不过偶尔，他还是会投资拍摄一些电影，如吴天明导演的《变脸》、杜琪峰导演的《十万火急》、王晶的《我的野蛮同学》等。2003年时，邵氏公司与中国星合作投资11亿港元兴建“香港电影城”。SB的招牌也在近几年的《我爱香港》《Laughing Gor之潜罪犯》中重现光芒。但这些只与方逸华有关，与退隐多年的邵逸夫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曾向邵氏借过电影。据《羊城晚报》2012年的报道，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得了白内障，医生和秘书都希望他减少看书看报看文件。为了转移他的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少看书报。华国锋知道毛泽东喜欢看电影，考虑到毛泽东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来，看看毛泽东喜不喜欢。当时内地和香港没有文化的交流，刘庆棠带着华国锋的条子，坐飞机到广东，找到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华国锋的条子上写着：“刘庆棠分管电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电影，希望韦国清同志帮忙解决。”韦国清不相信是刘庆棠要电影，就试探着问：“是不是你看？你看要华国锋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刘庆棠说：“你说是谁看就谁看吧。”韦国清带着华国锋的条子，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叫到广州商量。梁威林的一个朋友是香港的大律师，他是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过这位律师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梁威林说，是内地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当时吃了一惊，以为内地要批判他的电影。他的律师朋友安慰他说：“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邵逸夫接受了这位律师朋友的建议，同意把影片借给内地。也因为借电影的关系，邵逸夫和内地的关系慢慢升温。之后邵逸夫到上海等地秘密参观，当时刘庆棠以文化部的名义亲自打报告，向中央请示要请邵逸夫回来，中央很快就批了下来。这已经是1976年春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邵逸夫回内地办学校，几乎遍及每个省，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先前看他们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