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调整中国改革模型的重要契机。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再次改革的重要性，经济改革的急迫性。但任何一个改革模型都需要考虑前置条件，即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游戏底线规则意识并未真正建立，法治市场的尊严尚未形成，信用体系远未烙印到交易之中。市场改革的前提是建立基本信用体系，严守底线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没有底线规则意识，一些改革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这个被赋予重伤的试验田，似乎有些进退维谷。包括商务部研究员马宇先生在内的质疑者，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商务部的清单相比，没有缩短反而加长。

如马宇先生所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罗列的特别措施共190项，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类36项、限制类78项、鼓励类中的限制措施约43项，共约157项。经过比对分析，发现两者的吻合度居然超过100%！

上海自贸区操作方案和负面清单公布以后，原本满怀期待的国内外投资者大为失望，认为自贸区开放程度远远未达预期，高涨的市场热情骤然趋于冷淡。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却又有诸多政府主管部门暗地里不满，认为开放程度过高，很多“必须”的行业管制没有纳入负面清单。而更高层的决策者，也对目前的自贸区设计方案和负面清单不甚满意。

不仅被抱予厚望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如人愿，更惹人关注的金融改革至今未见细则，可见各派意见博弈之激烈。并非保守派担忧，就连市场派人士余永定先生也担心，一旦自贸区资本项目部分开放，将引来如潮般的资金，冲破汇率隐性管制的大堤。可以想像，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必将严守实际贸易、实际投资这一角落，即使如此，改革让人忧心忡忡至今难产。

上海官方以谦逊的姿态面对各方意见。9月29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况说明会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称，“我们是小学生”。戴海波并不讳言，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能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传统模式有矛盾的地方，或者相关方面有不配套的地方。这也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空间，“我们也可能今后会发布2014年版、2015年版。”

更高层发出改革强音，10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诸多事先审查项目被取消等成为关注焦点。近半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简政放权已是大势所趋、改革指向。即使如此，地方政府审批事项尚有1.5万多项。如果自贸区改革随着全国的改革而改革，自贸区也就失去了试验田的价值。自贸区的作用是为刺破上万项的审批铁幕，磨炼一把锋利的剑，一把锈剑毫无价值。

类似于自贸区的改革窘况屡现于互联网金融、证券、养老金改革等所有方面。如果政府放手，原本薄弱的信用体系如何支撑？如果政府不放手，市场化又如何培育？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一度盛行的民营银行改革，如何因为投机者成为银行大股东，肆无忌惮地攫取利益而夭折。

建立信用与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在这方面，证监会改革已经上了门道。监管方向转变，只要是建立在真实信息披露基础上的市场定价，哪怕价格再高，监管层也不会横加干涉。这是对于市场信用、市场定价的基本尊重，如果基础制度没有大的缺陷，而市场定价依然畸高，我们只能尊重投资者貌似不理性的选择，没有权利把市场扭转到某些人认为正确的路径上，那才真是大错特错。

对于内幕交易，虚假披露，证监会进行了严惩，哪怕造假试图上市而没有成功的拟上市公司公司与中介机构，也无法逃避严厉的处罚。而万福生科造假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开了快速赔偿普通投资者的先河。法治有了尊严，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才有尊严，证监会试图给市场划定底线游戏规则，改变以往所有人突破底线乱闯红灯，投机者、盗贼与小股东互相仇恨。

我们必须放松心态，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信用市场百废待兴，从建立底线信用做起，是尊重客观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新快报》事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为从王老吉、加多宝以来的一系列突破底线的恶性竞争划定一道底线，告诉经营者法律、规则可以容忍的底线究竟划定在什么地方。

底线思维、信用与法治也为所有的市场改革开辟了一条宽阔之路。

互联网金融P2P一个月内连续遭到挤提，自10月1号以来有11家公司倒闭，传统的思维立马作怪，转向行政审批，提高进入门槛要多少资金、多少股东等。金融行业的现实早就印证了，注册资金多并不等于有信用，由国有企业控股将失去草根金融的精髓，此时监管者需要做的是划定底线，比如禁止大股东关联贷款、交易平台信息全部公开、通过P2P公司的支付控制风险、对这一行业的公司进行风险评级。

信用有溢价，游戏规则得到公认，并且被严格遵守之后，市场化走上信用与法治的轨道，才不会出现市场化被审批制度逼退的路。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向新加坡学，还是向德国学，公平的法治不可缺少，现在是建立底线游戏规则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