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污染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 杜悦英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开始，即将满4年。 4年来，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开方式不断创新，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也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2012年2月2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国务院各部委透明度排在前5位的是商务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环保部、国家安监总局、交通运输部，环保系统得分颇高。

　　敢揭家丑的宁波

　　2012年4月6日，全国诸多网站纷纷发布了一条消息，标题多为《宁波海域污染严重》、《宁波9成排污口对海域造成污染》等等。

　　仔细看了这些文章内容才知道，这些海域污染严重的信息，是来自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外发布的《2011年宁波市海洋环境公报》——原来是宁波“自揭家丑”。

　　该公报称，2011年宁波市所辖海域劣四类和四类海水水质的面积仍占总海域面积的57.54%和13.79%；甬江主要污染物重量为157699吨，同比2010年增长了19%，10个排污口仅有1个符合标准。

　　“国家规定了该公开的，我们就公开。”宁波市环保局宣教信息中心主任谢晓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他所说的“国家规定”，是指原国家环保总局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有17项环境信息必须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除外。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后，中国环境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等环保组织合作开发了“113个环保重点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每年宣布一次结果，宁波连续三年排在第一。

　　该指数通过对各地政府的超标违规记录公示、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公示、依申请公开等8个指标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对每座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最后得出细项得分和总体排名。

　　2012年1月16日发布的该指数显示，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宁波、深圳、常州、中山和台州。

　　宁波连续拔得头筹的原因在于，“超标违规记录公示”和“依申请公开”两项评价指标连续得到满分；“项目审批验收公示”和“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公示”两项指标，则取得被评价城市的最高分。

　　“这有赖于宁波市在这几项工作上起步早、基础比较扎实。”谢晓程介绍说，早在2003年，宁波市环保局网站就开设了“行政处罚”公告栏目，公布内容包括违法企业名称、违法时间、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条款以及环保部门处理意见等，企业环保信用履行情况一清二楚。

　　从2007年开始，宁波市环保处罚信息被作为“绿色信贷”内容，提供给了当地金融机构，建立了信息互通机制。

　　近年来，宁波市环保局对环境违法行为“持续高压”，对全市8个片区的化工、电镀、印染、造纸、金属冶炼和铸造等重点行业和重点减排工程，开展严厉的督察督办，导致诸多企业的环保薄弱环节提前暴露出来，当地环保网也及时公布有关环境违法信息。

　　破冰之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08年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元年”。

　　以北京为例，2010年起该市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体系，开始环境信息的定期发布。2009年，北京市违规超标信息公示数量为9条；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419条；进入2012年，北京在全国率先试点公布PM2.5监测数据，环境信息发布平台也“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微博。

　　“规定要公开的，我们的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就会发布。”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王小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12年3月27日，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11年度报告》正式发布。作为中国环境管理的最高部门，这是该部第四次披露其年度环境信息公开状况。

　　该报告显示，2011年环保部政府网站数据中心增加的环境数据，已达到18万多条；而在2010年度，数据中心新增数据为10万条；

　　2011年，环保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34件，行政复议申请111件；而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施行的第一年，上述两项申请的数量分别只有68和2件。

　　“在中国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中，环保部门是走得最快的部门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杨素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环保部主动信息公开越来越开放透明；依申请公开方面，公众的知情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环保NGO“自然之友”的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认为，“但若涉及敏感问题和某些利益相关方，环保部门有时还有点遮遮掩掩”。

　　2012年4月5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公布的《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现状不容乐观”。

　　如何破除“五个不”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认为，即便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目前做得最好的城市，比如宁波、北京等，也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五年左右的差距”，“而表现不好的城市，差距要拉大到十年”。

　　刘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是“不想公开”，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行政方式，造成官员不愿公开行政管理的某些制度，尤其是操作过程；第二是“不屑公开”；第三是“不愿公开”，一些项目环境信息公开后，不便于引导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第四是“不敢公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科技水平欠发达，监测水平较低，一些环境监测数据掌握得并不特别清楚，有些不敢公开；最后是“不会公开”。有些官员担心，某些信息公开之后，可能会暴露一些问题。

　　刘帅说，他在多个场合讲过这“五个不”问题，一些业内人士也认同这些看法，却改变甚少，“推进环境信息公开需要加快立法”。

　　宁波市环保局谢晓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们觉得应该向社会公布。企业违了法，相关情况就应该让公众知道；企业也能理解”。

　　而这个看法，在诸多地方未必行得通。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副局长徐修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作为环境信息公开的另一主体，诸多企业的积极性不太高。

　　“企业只愿意公开它自己的正面信息，而回避负面信息”，徐修春说。一个不愿具名的、中部某省的地方环保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举例说，“我们也想尽可能地公开环境信息；但如果公布了当地的违规超标排污企业名单，家乡就会因此失去参与评比‘环保城’、‘生态城’等荣誉资格”。

　　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能量也很大”。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共性问题，如：信息公开范围如何理解；依申请公开中，“科研需要”的程度如何界定；公开的形式如何掌握；反复申请如何处理等等。

　　这位负责人说，“企业环境信息不公开，往往用商业秘密做挡箭牌”。在地方环保局多位官员看来，由于涉及当地经济利益纠葛，企业环境信息往往是最难攻破的部分。

　　天津泰达环保局的经验是，可从辖区企业的总部或客户入手：公司总部如果愿意公开环境信息，可以对各子公司发布统一要求，子公司则会响应总部指令；而供应链上的客户企业，则可以要求其供应商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否则将影响订单。

　　徐修春认为，“这为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开辟了两条新渠道”。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天津泰达开发区还有一个鼓励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暂行规定，对连续三年主动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政府财政将给予一次3万元补贴。“3万元从数量上来说不大，但企业关注的是政府给了它这样的资金，总部对其进行业绩考核时，会起到很大作用。”徐修春说。

　　“公开的污染物登记制度是国际通行实践”。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白兰认为，对中国公众而言，最重要的是抓紧在中国建立污染物排放制度，“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在污染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