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四处出击，频频动用下调评级的利器，在下调欧洲多国主权信用评级后，最近又扬言，可能在两年内调降中国信用评级。惠誉亚太评级主管安德鲁·卡胡恩表示，中国本币债信评等可能在未来12至24个月面临下调。

    今年以来，惠誉相继下调了对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希腊的评级。对于惠誉轮番降级的原因，北京大学国际人力资源EMBA客座教授武欣欣对本报记者说，这是正常的，因为现在全球经济都在下滑。但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就是过去经济不好时，评级公司并没有大范围下调评级，原因在于当时大家能看到经济下一复苏周期在哪里，有希望，有信心，而这次大家还没有看到复苏点在哪里，希望和信心都不够。

    惠誉还将目光投向中国和日本。惠誉警告，若中国银行资产质量出现实质性恶化，可能会在两年内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此外，惠誉还指出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可能性高于50%。

   “评级机构现在对中国如此关注，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武欣欣说：“过去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大家很少关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民币越来越强势，特别是在东亚、南亚等地区，人民币影响力很大，已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在这种利好形势下，评级机构会警示风险，提醒投资者防范风险。同时，也提醒中国银行业在一到两年内解决自身问题。”

    夸大中国金融风险有违事实

    今年以来，惠誉一直对中国金融稳定性存在担忧，称中国银行业在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产质量面临严重恶化风险。同时，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也表示了担忧。

    对惠誉的质疑，专家们认为，其提醒有积极意义，可以促使中国加强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和对地方投资的监管，但其描述的情况夸大了风险，与事实不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接受采访时指出，首先，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会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搭建的这个平台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会促进投资、消费和经济的增长，政府未来偿债前景是乐观的。其次，中国政府总负债水平占GDP比重非常低，并且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未来每年新发生的债务赤字也非常低，中国政府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第三，目前地方政府出现一些财政困难，主要原因是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过去地方政府收入相当部分依靠土地，现在对房地产的调控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优化投资和财政支出结构。第四，从银行方面看，目前对地方融资发生的坏账比率并不高，坏账占整个信贷资产的比重更低，是在银行能承受的范围内的。

    对于惠誉另一质疑：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发放的贷款，有可能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包袱，徐洪才指出，与美、欧、日一样，大家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在这一冲击过程中产生一点问题是合理的。当时中国若不搞投资，经济就会大幅滑坡。2009年，世界新增GDP的50%以上都是由中国创造的，现在评级公司忽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把存在的一些问题扩大化，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国有广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建立内生型经济增长机制来发展，我们是大国，不像小国那样过度依赖外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是可以解决的。

    警惕“唱空”背后的阴谋

    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遭遇重创。欧债危机的出现，显然救了美国。至少，流出美国转而流向欧洲的资金，又再次回到美国，重新购买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资金回流，对于市场信心的重建，金融体系的修复乃至美国经济的恢复，百利而无一弊。如今，惠誉警告说要调降中国评级，无非想让这份“投资黑名单”再增加些经济增长势头不错的新兴市场。或者，他们不如直接说，美国仍是投资首选。

    在三大评级机构中，惠誉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今年以来，惠誉数次“唱空”中国银行业。一些业内人士提醒，除改正自身问题之外，还需提防“唱空”行为导致人心惶惶和扰乱中国金融经济秩序的风险。也有评论指出，评级机构在其公正的外表下，有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评级机构在前面唱空，对冲基金在后面做空中国银行股或中国概念股，随后再低位吸纳，谋取双向暴利。

    如今世界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由美国资本控制的，“由债务人控制的评级机构自然要为埋单方贴金了”，徐洪才认为，评级机构一直以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两个标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总体信用评级总是偏低，其标准有偏见。而且目前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不透明，没有人监管，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有学者提出搞一个全球统一的评级标准，但三大机构都不同意，说只能按他们的标准进行评级，但他们从来不公布自己的标准是什么。

    业内人士呼吁，中国作为债权国，应该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的信用评级从业机构认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