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有个“撑腰体”爆红网络，此事缘于9月下旬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的一个表态。因为近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关于做好事忐忐忑忑如临大敌，生恐助人反被讹的心态，如传染病一样流行于世，于是出现了不少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怪象。

　　正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吴志攀旗帜鲜明地力挺学生做好事，并表示如果因为助人而被讹诈，校方将提供法律支持。此番言论暴红网络，被网友戏称为“校长撑腰体”。一时间各种版本的“撑腰体”喷涌而出。

　　估计北京大学校长也很同意上述说法，日前，在一个论坛上，周其凤表示，北大学生扶跌倒老人如遭讹诈，北大一定支持，“北大有法学专家，也可募捐来救助，还可以从舆论上来支持”。但是，仅是校长撑腰，舆论支持，显然还不够，而且这也仅仅是局限于一校一时，而无普适性和可复制性。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发现个体的呼吁和倡导，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做好事的顾虑。幸好有新闻称，与这种不具任何制度强制性和刚性约束力的“撑腰体”相比，或许该被寄予更多厚望的制度性的、法律层面的后援赶到了《深圳拟立法惩罚“诬赖救助人”》。

　　据报道， “小悦悦事件”后，广东专门组织了3场座谈会，确立“好人免责法”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很多西方国家都有相关法律条款，所以深圳市立法规划中，《助人行为保护条例》拟规定“诬赖救助人，应受到一定惩罚”。

　　立法惩罚“诬赖救助人”行为，是必要的。不过，任何道德困境都要立法解决的话，社会的制度成本和执法成本未免高得有些吓人。因为假如社会诚信体系持续受损，各种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诚信不彰，律己的道德失范，律他的法律滞后，那么我们就会置身信无可信的语境。

　　这样的恶性示范效应，会如滚雪球一样不可控。而即便我们推出法律文本的“撑腰体”，但是在举证环节如果遇到问题，最后还将回到原点。救人的讹人的，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旁观者在围观中，渐渐熄灭心中救济天下的热愿，自扫门前雪。

　　可见，没有诚信氛围和道德素养来软化法律的执行成本，那么法律“撑腰”就会遇到滞阻。所以，不光是扶不扶老人，怕不怕讹诈的问题，法律和道德永远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立信立德，又能让法治效力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