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很多老板都正在走移民的程序，当银行贷款和债务达到一定数量时申请破产，就可以规避一切责任。之后，把国内的烂摊子留下，直接去加拿大定居。”当全中国都在为债务缠身的温州乃至整个浙江的中小企业主担忧时，一位资产上千万的义乌老板则潇洒地对记者表示不必过于忧。

　　一段时间以来，浙江企业老板“破产跑路”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媒体舆论的极大关注，当地政府为“救市”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和措施，先是积极联系规劝“跑路”老板回国，推出“一揽子”救市措施，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并协助银行了解贷款企业情况，防止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当地公检法部门也表示“依法严厉打击当前因企业资金链断裂和民间非法集资引发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我市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稳定，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数日以后，风向似乎又有所变动，在执行这些措施的同时，又强调对于故意欠债逃匿行为进行控制，日前有媒体报道说，一名鞋厂老板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温州警方刑拘，

　　可见，对于这些企业老板的“跑路”，当地政府所采取“救市”政策和措施，依然是“权力调控”，首先是“挽留”，劝说已经“跑路”老板回国，用权力给银行施压，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发动警方“严厉打击暴力讨债”，希望用这些办法一是稳住处在“跑与不跑”两可之间的企业老板，同时也给已经“跑路”的老板们发出一个积极信号，但是，政府的这一招显然没有取得所希望的效果，非但如此，从报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老板反利用政府的这种“救市”心理，纷纷向银行伸手要钱，而得钱之后马上利用移民或是已有的移民身份出逃国外，不仅把烂摊子甩给了国内，更让银行的贷款同民间的融资一道打了水漂。

　　其次，当地政府见“输血”劝说挽留不成，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又转成了“强硬”，不再强调“打击暴力讨债”，把目标对准了那些故意欠债逃匿的老板身上，控制他们的行踪，要求24小时手机不得关机，上飞机出行要汇报，进而再对逃匿的老板进行追捕、刑拘。“救市”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了“控市”，但这一招似乎也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有分析人士指出，温州最难过的是明年的“年关”，明年春节前预计温州将有40%的企业破产。

　　浙江的义乌、温州民营工商企业发达，大多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政策加上江南人特有的头脑灵活，大多都积累了相当的经济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问题也都逐渐暴露出来，民间融资的高利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政府的权力干预多于服务，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骤然停滞等等，使得这些民营企业主越来越感到精神疲惫、力不从心，加之很多老板多年行走世界各地，国外某些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处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这些老板们早已做好了移民国外的准备，无论现在地方政府对他们表示如何的“友好”，但现实的环境，特别是高利贷资金断裂的影响，“跑路”特别是跑出国门对他们来说是最能摆脱窘境的选择，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只能让他们更加失去安全感，选择移民跑路在所难免。

　　实际上，对于义乌、温州目前企业老板的“移民”现象，无论当地政府采取任何临时政策和措施，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权力“讨好”企业，可能会让某些存心“跑路“的老板觉得有机可趁，由现在的“跑路”变成捞一把再跑，而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来“挽留”，结果可能是“强扭的瓜不甜”，留住人也留不住心，早晚还是要跑，最后的所造成的麻烦可能更多。而笔者认为，政府应当冷静下来，认真的分析一下这些老板们为什么愿意在当地创业，而“发家”之后马上选择了移民，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很多波折，即使在发达国家，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或是其他原因“破产”也很正常，为什么义乌、温州这次“破产扎堆，跑路成风，移民成群”？而且不只是浙江，全国很多地方的一些企业老板也早已经不是“中国公民”。

　　其实，我们的某些民营企业家们热衷移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权威资料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而所谓的“新富”，除了某些腐败官员和其亲属子女外，占据比例最大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来的新型民营企业老板，

　　一方面，这些老板们中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他们大多身处“富豪”一族，而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这些富豪企业家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或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富豪在国内缺乏相对的“安全感”，甚至时时刻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其次，国内的各种环境状况令人堪忧，权力腐败，法律制度，社会治安，食品卫生，子女教育，环境污染等等，一些地方的政策也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朝令夕改在一些地方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在让普通百姓无法满意的同时，更让这些时常周游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们困扰，特别是事关民生的食品卫生和子女教育，更是成为他们选择移民海外的家庭动力，同时，他们自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屑或不愿意参与某些腐败权力的角逐，希望早日摆脱无处不在的权钱交易，据报道中说，移民加拿大仅成本就达百万元人民币，温州的这些老板为什么宁愿拖欠债务不还，而去购买他国的“户口”，个中原因可想而知绝并不仅仅是资金链断裂问题。

　　现在看来，短时期内要从根本上来转变温州企业老板“跑路”的想法注定很不现实，唯有地方政府冷静下来，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挽救这种局面需要政府树立高度且扎实的诚信形象，找回或重新赢得最广泛的信任，能够形成让这些民营企业家们不仅不会“跑路”，而且“赶都赶不走”的环境氛围，届时，我们还需要用权力去“救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