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环境中诚信之所以成为持续关注的话题，至少表达了这样的需求，面对诸多不遵守规则和见利忘义之事人们感到诚信的缺失，而这一无形资本的短缺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下的例子是食品安全，也正是在应对食品安全这类复杂问题上，高调地谈论诚信又凸显了道德不能承载之重。道理很明显，尽管有大量的良心呼吁和道德指责，一些人依然充耳不闻，不愿培养自己的诚信。对此，社会又当如何？除了重复地谈论诚信有多么重要以及提倡读论语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不应忽略的是，在流动很少、商品短缺和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做事一旦出格十里八乡的人都会知道，对诚信的传统倡导是建基在这一熟人信任网络之上的。然而，面对今天巨型城市的公共生活:人口流动、物欲横流、交易繁多和陌生人交往，谈论诚信单纯靠回归传统是否够用？如若不然，现代社会推进诚信又靠什么呢？

　　在这方面，结合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讨论诚信或许更有说服力。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醉酒驾车问题。尽管舆论及道德规劝已有多年，但就是有人不愿意诚信，致使问题愈演愈烈，一直搞到舆论发飙、呼吁对情节严重者判死刑以及醉驾入刑的地步，才使得发案率大幅下降。

　　醉驾治理提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对不诚信行为处罚很轻、或者由于制度漏洞少有法律制裁，就会带来破窗效应：给后续的越轨以强烈地暗示性纵容，进而招致更多的不法。很明显，在市场趋利和陌生人交往的环境下讨论诚信，仅仅照搬古训是不够的，那样做即便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也于事无补。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环境中如果缺乏制度和核查技术的跟进使得不断违规的小人能发财，社会风气就会向小人看齐，而遵守规则的君子反倒成了傻瓜。这样一来，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综上所述，在现代治理的视野下讨论诚信，有道德层面的运作、也有制度和技术层面的运作，更有协同问题。无论是强调道德与法的协同还是关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其基本目标无非是规范市场行为，确立一个公平竞争、规则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进诚信。而诚信资本的增殖不仅表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让遵守法规的企业和君子不断获利，这样就能使社会风气向君子看齐，编织起一个遏制欺诈的主动防御网络。

　　以食品安全中的诚信问题为例，如果实行参与式治理，下述社会和制度的创新与协同有利于诚信增殖:1)彰显那些对食品安全的制度、政策、技术创新作出贡献的专业人员和普通公民；2)彰显那些在食品安全过程中能够积极应对危机、严格按照制度设计进行协商和妥协、解决冲突的事例和人员―包括政府、商家、消费者组织和公民。3)展开有关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知识(例如公共参与的知识)的普及，并使其覆盖到从城市到农村的相关公众。

　　由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现代社会讲求诚信超越了传统时代，那么，这种超越主要地不是表现在道德宣示上比传统更高调,而是表现在一旦遭遇不诚信能够找到更多的办法来应对它，从而在问题的解决中增殖诚信。与此相对照，那种推进诚信只是空谈心性和道德的做法自然不足为训，由于它缺乏现代治理的眼界，看不到治理链条的协同，结果高调说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信任危机。当我们不仅指出德育传统在推进诚信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局限；不仅探讨了在市场环境中使诚信增殖的宽广路径，而且不懈地探索和创新制度以及技术来推进诚信，也就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上实现了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如何让遵守规则的君子获利并通过社会创新来推进诚信，中国传统也并非没有资源，两千年前的改革者商鞅可以说就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他居然设计了一个立木为信的技术来昭告世人有法必行的道理，引得司马迁把此事载入史册。当然，在运用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来推进诚信方面，今天的中国人理当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眼界开阔而且选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