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沈阳3天查获40吨含有各类有害致癌物的毒豆芽，调查发现，毒豆芽占到沈阳市场的三分之一。沈阳市打假办在调查后发现，监管职能不明引发的推诿扯皮，是“毒豆芽”在市场上横行数年的深层原因。

    “瘦肉精”问题的处理还没有结束，“染色馒头”事件还在调查之中，“牛肉膏”造出来的假牛肉还没有真正进入监管部门的处理范围，毒豆芽的枝枝蔓蔓就又席卷而来——我们周围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你未唱罢我登场，一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就被下一个问题顶替掉了。每一个食品安全问题靠的不是解决，是遗忘。《21世纪经济报道》撰文说《中国食品安全糟糕无极限》。糟糕到什么程度？过去几年，食品几成化学试验品，食品安全问题承担了向民众普及化学知识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要说，民众在化学知识的普及上也面临严峻考验。为什么？出现问题的有毒有害食品过多，其中涉及到的化学品过多，多到仅凭我们的记忆力难以应付的程度。

    几乎没有哪个领域的食品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其根源不是哪种食品生产的问题，而是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问题。如果我们到今天还不承认这一点，早晚有一天，食品安全问题将不再是新闻，而是常态。沈阳有毒豆芽专题会议上，四个部门都把监管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各个监管部门不作为造成毒豆芽肆虐，一种是直到今天，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于豆芽竟然都是个空白——无论哪种解释，都指向监管。

    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不止一端。有的是干脆不作为，监管马后炮，监管跟在新闻报道的屁股后面，媒体曝光出来就查，不曝光就不查；曝光出多少就查多少，没有曝光的部分就不查。有的是“以利定取舍”，罚款而不罚死，保证罚款源头不绝，保证财源不绝，那问题食品自然也就永远不会禁绝。更普遍的问题是“九龙治水”，监管环节多，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这几种问题又相互发生作用：有利可图的，各部门争着抢着上；无利可图的，各部门争着抢着让。更有甚者，干脆赤裸裸地将牟利变成监管的唯一目的，交了钱，有问题的也变成没问题；不交钱，没问题的也变得有问题。再加上某些地方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不顾一切，保护企业，特别是保护利税大户到了无原则的程度，让本来就软弱的监管面临不该有的压力。

    真的没有办法吗？《新京报》指出，我国食品监管内外有别，出口食品安全比内销食品的安全系数高得多。出口食品管理一管到底，从销售一直管到农场，高质高价、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发挥了正面作用。其实这个“内外有别”释放的也不光是让人沮丧和不平的信号，其积极意义在于，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是没有能力保证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要让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成为一个“外贸监管体系”，不光对出口食品，对内销食品也真正动起来，要寻找一个突破口，或者叫做第一推动力。目前来看，最好的动力就是以社会监管促动行政监管。第一步就是，每当媒体曝光某种问题食品的时候，除了向生产者追责，更要向监管者追责，而且监管者的责任要更大。问责机制？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既然问题谈都谈老了，仍旧是一个毫无改变的问题，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问题么？

    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确实表现出一种道德底线的滑坡。但是，如果监管者的道德感比造假者的道德感还要弱，这道德的堤坝，靠谁守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