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674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2.4%的人感觉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低。其中，半数人(53.8%)觉得互信度非常低。影响人们互信的关键因素，70.7%的人首选“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度”；63.9%的人认为是“对不诚信者的惩罚力度”；53.8%的人选择“诚信教育完善度”；53.5%的人觉得关键因素是“法律环境”；32.8%的人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另有19.0%的人选择“经济发展水平”。

　　体系的完善有助于诚信的塑立，至少离不开这样两个前提：一是诚信体系本身的公允和科学性，二是诚信体系生发出应有的制度威慑力。对于前者，当前国内一些诚信体系的构建体现了太多的单方性，比如银行的诚信记录；对于后者，诚信能否产生应有的制度威慑作用，首先必取决于资源丰富的一端，即诚信体系对权力阶层能否予以有效约束。

　　提起诚信问题，人们习惯性地将其归咎于传统文化，而站在日常生活层面看，诚信也似乎只是个人品德修养。但是，如果上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更高层面看，法律则理当扮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诚信脊梁的角色。这也因为，即便是“民间”，诚信往往也能牵涉许多利益问题。一般诚信问题，彼此可以以道德方式化解，而上升至利益问题，如果法律不能捍卫公正底线，不诚信便不可能得到应有惩戒，讲诚信又何异于吃亏上当。

　　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对道德过分推崇依赖，往往导致，执法者道德修养好，社会诚信度便高，反之亦然。正基于此，一些“个性官员”的率性而为，非但未能引起警醒，反倒不乏赞誉，有人甚至认为，如果处处讲政策、讲法律，寸步难行。

　　另一方面，本来应承载官民公平博弈平台的法律，面对“民告官”时“一把手”出庭率低的现实，往往备显无奈。出庭尚且如此，法庭判决的执行率又怎敢奢望？司法中，被戏谑为“主客场制”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亦屡见不鲜。

　　倘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灰色哲学便大行其道，本应扮演社会关系调解角色的制度机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调整功能。如此以来，必然助长社会“相信法律不如相信权力”的蔓延。权力能否捍卫社会公正底线的前提是，权力支配者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确实，面对现实的多重诱惑，公正无私的权力支配者确实体现出了崇高道德的个人魅力，但是，在其背后，却是法律践行无力的表现。

　　如果非要把诚信问题生般硬套地扯上历史文化原因，那么守法当是诚信体系中的最大文化。窃以为，构建诚信体系的同时，必须让法律露出庄严公正的面孔，因为这是社会诚信的底线和倚靠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