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迅猛发展多年之后，物质的、硬件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有，也确实已经有了，但社会生活中精神的、软件的东西却愈显匮乏。今天中国如果说有哪样东西最普遍，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能遭遇，甚至任何人任何时候本身就会制造的，可能就是造假。生活水平上去之后，应该接着生活质量上去了，可是连个“可信”都达不到，能有多少积极感受？能有多少安全感？能有多少享受的感觉？更谈什么幸福？！

　　面对商家殷勤招徕，如果是否含“三聚氰胺”或以“地沟油”煎炸都没弄清楚，你敢掏钱吗？面对老师口口声声为学生未来着想，如果心中仍然吃不准学生说的话和学校责任有什么关联，你该信谁好？面对政府官员义正词严地辟谣澄清，如果常识告诉你或者身边就有例子证明，你对公平和秩序还有信心吗？

　　如果说造假全世界都有，区别只在于程度，那至少也得承认，这种程度的区别已经产生质的不同。今天中国人造假水平高超，其他原创性技术不多，却已经能够发明“假鸡蛋”；街头小报招摇撞骗不稀奇，国立电视台和公办出版社也参与推销“喝绿豆汤治百病”；掺水文凭是其他国家的机构颁发的，但涉嫌学历造假的“打工皇帝”画皮在被揭穿之后，竟照样招摇过市，还粉丝如云；企业报表有假很平常，但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也弄出假发票，甚至跑官要官找官消灾都会遇上假官；个人管不住自己要造假能够理解，但法院会公然以“不是你撞倒的，怎么会去扶”的强词夺理，支持被救助者讹诈救助者，以致老人摔倒不喊“我不讹你”，就没人敢上前相助。造假泛滥到如此地步，确实“匪夷所思”让全世界看不懂了。

　　让全世界看不懂的是中国几乎每个行业都作假，生活中几乎每件事上都会遇到造假，好像天下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遏制国人造假的冲动，在其他国度多少存在的对真实和诚信的内在追求和外在约束，在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不能说完全看不到，至少已经很稀罕了，以致偶尔出现一个诚实守信的，不会激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度亢奋疯狂追捧，像观赏珍稀物种似的，而是反复追问其中是否有假。

　　在文化上，国人不像世界上许多民族那样“较真”，因为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对弄清楚“真实的不可掌握性”比对掌握真实更有兴趣和感觉，这种文化特性在中国几个主要思想流派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如果我们这里不说假话，不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掩盖自己的心虚，那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在文化上，国人不像世界上许多民族那样“较真”，因为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对弄清楚“真实的不可掌握性”比对掌握真实更有兴趣和感觉，这种文化特性在中国几个主要思想流派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道家很早看透了话语世界同真实世界存在很大的距离，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否定了“摹写真实”的可行性、可能性乃至可追求性；

　　法家很早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三要素“法、术、势”，其中的“术”就是不同于公开的法律，而是秘不示人的暗招，以至于今天的政府仍然习惯于用“红头文件”这种内部掌握的政策，而不完全是公开颁布的法律；

　　兵家太早地悟出了“兵者，诡道也”的战争最高境界，总结出“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并向其他生活领域无限制渗透，从商场、职场、官场到情场，生活就是战场，“无商不奸”，欺骗也就无所不用其极；

　　中医则从头就将心理和药理两种治疗方法“双管齐下”，“心病要用心药治”，而用作“心药”的暗示信息往往不需要面对真实性的道德追究，而只需要提供医疗效果的证明，属于典型的“以目的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甚至连谦谦君子的儒家，在孔子时代就树立了关于诚实的“情境性原则”，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说谎没错”，孔子被困于陈蔡之地时，就靠这一策略脱身而去。这条原则或许本身没错，但因为没有明确界定“非自愿情境”及其条件，在给后人以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解除了后人说谎时的道德歉疚感。没有了对说谎的歉疚感，要让人信奉真实，践履诚信就难了，缺乏内在的自愿，各种文化设置形同虚设，造假一发而不可收拾。

　　诚然，自古以来在中国史籍中，关于“人无信不立”的说教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文化最终不体现于话语上，而体现于行为上。人类的思想意识同现实状态往往处于颠倒和互补的关系，越是说得多的，生活中越是稀缺。老子有一句话，把这层关系彻底说破了：“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是家里见天吵架，为何要倡导父慈子孝？不是国君稀里糊涂，哪有“文死谏，武死战”的机会？多看现实，少说教条，多注意从行为中梳理出生活逻辑，少些盲从盲信的先入之见，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个提出如此之多诚信信条的民族，会以“善骗”而著称于世。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波斯人的信札》中曾描述过中国商人交易时往往会使用三把秤，买的时候用分量超重的秤，卖的时候用分量不足的秤，遇到有警惕心的客户才用标准秤。当时的西方人即使睿智如孟德斯鸠，毕竟了解中国人还不久，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有一个中国人，名叫庄子的，早于孟德斯鸠2000多年，概括出同胞弄虚作假的至高水准：“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于仁义而窃之。”为了确保诚信真实而设计的称具、量具、印鉴，全部都可以被假冒，最后连用来矫治这种不良行为的道德信条也成为伪君子道貌岸然之饰物，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正可以同时为孟德斯鸠和庄子的话作注解。

　　没有了对真实或诚实的宗奉乃至敬畏，个人不可能以此自律，也就管不住自己，造假自然层出不穷。但人类必须集体生活，彼此之间不能没有一点诚信，即便自己不诚信的人，也必须活在别人的诚信之中。在达不到内生自律的情况下，依靠外在的灌输、示范甚或强制，来让不诚信的人守信，成为文化范畴之外，中国社会结构乃至权力结构的重要功能之一。自古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从天子、官员、文人到“盗亦有道”的山大王，花大力气教育民众或部下诚实守信，史籍中大量诚信教条由此而来。毫无疑问，反复熏陶之下，不可能没有一点效果，历史上善良百姓中不乏诚实守信的人，在君主开明、世道清明的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是完全虚言。

　　只要精英阶层说谎，权力驱动的“造假”多米诺骨牌，必定经过层层放大，下传民间，到时上下一体，造假自然不可收拾。之所以说“不可收拾”，不只是因为说谎造假者众，“法不责众”，而首先是因为收拾者本身不存在了，精英阶层也在造假，而且从普遍造假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百姓的守信可以通过外在的教化和强制来保证，但君主和官员的守信又靠谁来保证？如果他们的诚信没保证，那吃了亏的民众又怎么会不作假？历史上的政治家如商鞅、吴起等人为了获得民众信任，都上演过“立木为信”的故事，通过用高得离谱的赏格，奖励一件毫无价值的小事，来树立诚信守约的形象，建立官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古时候所谓“天子无戏言”、“军中无戏言”、“君子无戏言”都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诚实守信既需要精英的示范，“上梁不正下梁歪”，更要求精英不能通过强使他人诚信，自己却恣意作假来谋取额外优势，中国社会的诚信状态基本上取决于精英群体能否身体力行。

　　问题在于，官员、文人乃至君王也是人，普通人会犯的不诚信错误，他们也会犯，甚至犯起来更厉害。问题更在于，一切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来实施的外在制约，最后都必然遇到不可克服的挑战：精英阶层既没有将“不作假”作为终极价值，形成文化自律，也没有更高的权力或强有力的制度来制约他们，迫使他们诚实守信，一旦面对造假可能带来的好处，经受不住“文过饰非”的诱惑，他们也将毫不犹豫地说谎造假，在这一点上，他们只是凡夫俗子，未必具有他们倡导的那些道德品行。而只要精英阶层失信说谎，权力驱动的“造假”多米诺骨牌，必定经过层层放大，下传民间，到时上下一体，造假自然不可收拾。之所以说“不可收拾”，不只是因为说谎造假者众，“法不责众”，而首先是因为收拾者本身不存在了，精英阶层也在造假，而且从普遍造假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孔子有一个比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用在这里就是说，凡造假猖獗的时期，必定是精英阶层肆意造假渔利，无从也无意“收拾”下层民众造假的时期。所以，在中国，普遍造假不但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结构现象；不仅是一种管理现象，也是一种权力现象；不仅是底层社会现象，更是顶层结构现象：精英阶层不能身体力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反而借权力造假来获取不义之财，必然导致社会普遍造假。

　　人类文化的进化犹如自然界的物种进化，一旦进入某条进化的支流，物种就很难退回到进化的主流中来。国人先天缺乏对真实和诚信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同一般地缺乏宗教性一样，不可能根本改变。可以补救的是在“后天”的结构作用上有所建树。但这种建树不是重回靠权力强制来积累社会诚信资源的老路，而是通过制度的完善，来修补原来自上而下型约束体制的漏洞，其中关键的关键是为确保精英阶层的诚实守信创设一种保障机制。

　　这种机制说起来，非常没有创意，几乎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民主法治。而其内在的机理，也同样没有创意，那就是借助民主，让一切可能造假的高高在上的公权力，受到自下而上的有效制约，进而通过依法行政，形成自上而下的对基层社会生活中造假行为的普遍约束。只有这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约束形成封闭的循环，才能不但改变造假效益明显、风险不大的社会状态，而且改变在诚信问题上，精英群体与底层人士之间那种虚假的德性差异，不再通过精英的道德示范，而是借助同等覆盖每一个个体的制度框架，让所有公民在平等的地位上享有和行使只有在彼此诚信中才能得到落实的权利，在平等的地位上履行只有在共同诚信中才有实际意义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