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报道《民调显示99.5%的人曾遇造假不该引国人戒惧吗》，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再次针对“造假”话题，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485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8.8%的被调查者认为造假已成中国之痛，全社会应该对造假“零容忍”。（昨日《中国青年报》）

    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拿贝壳当原材料制造珍珠粉、知名教授毕业于山寨大学、江湖郎中的名片上写着“卫生部专家”……连考古队挖出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假古董。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民造假”时代。

    中青报的调查显示，有72.9%的人承认自己参与过造假，我觉得这个数据过于保守了。我本人肯定属于72.9%中的一员，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评选优秀教师，班主任命令全班同学：“每人都必须投一票给你们的体育老师。”因为体育老师是校长的儿子。我们的全民造假事业早就从娃娃开始抓起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先生认为，当代中国人缺少诚信是因为脱离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人们不再注重口碑，而在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造假行为具有隐匿性，风险相对较小。恰恰相反，我觉得全民造假并非中国太开放，而在于中国太传统。熟人社会的特点是重人情而轻规则，一个公安局政委的女儿可以冒充平民子弟上大学，必然要动用众多“人脉”，而这种造假行为在没有暴露之前并不会给他带来道德上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里，“可怜天下父母心”是比诚信更重要的价值观。

    因此，残酷地说，“全民造假”于中国人而言是有文化基因的。现代社会造假之风愈刮愈烈，固然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沦丧、制度不公平等因素造成的信仰缺失。从前的中国人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当一个人想要做亏心事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监视他；而在今天，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唯物”在现实生活中已被扭曲成万众膜拜的“拜物教”，人性中恶的一面必然被无限放大。三鹿事件中，有位网友的话一语中的：“假如毒死一个人不会下地狱，而救活一个人不会上天堂，当我们身为奶农，为什么不给牛奶添加三聚氰胺呢？”

    本来在内心信仰之外，还有法律、法规等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但法律和制度在落后的世俗观念、异化的公权力、无所不在的潜规则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因而造假屡屡成为低风险、高收益的终南捷径，一个有理智、无信仰的人，想不趋之若鹜都难。

    造假行为的最大害处还不是吃了毒奶粉会得肾结石，而是它严重破坏了规则的公平性，使人们不再相信诚实守信之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说，一切造假行为都会导致有人获取非法利益，有人丧失合法权益，这是它不能被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所容忍的原因。

    治疗造假这一“中国之痛”，涉及加快社会转型、健全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就当下而言，打假的重点是公权力领域。政府公信的重要性远大于公民个人诚信，从陕西华南虎事件、杭州“70码”事件等“经典”造假案例看，在一个民主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政府运作尚欠透明的社会，危害性最大的造假行为往往出自一些权力掌控者之手，因为这些造假者有能力调动大量公共资源而不被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