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与盖茨发起的“捐赠誓言”活动已经得到了众多美国富豪的支持，据估计上千亿美元将被捐献出来。大家所关心的，都是这个活动的规模能做多大，能否在中国开展，却鲜有人会问，这些承诺捐款的富豪会不会毁约；而当中国的名人做出从事慈善的公告，人们联想到的关键词往往是是“假捐”、“诈捐”、“诺而不捐”、“诺而少捐”。这种差异，从侧面反映了两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差异。

　　从形式上来说，“捐赠誓言”极为松散，只要个人做出承诺即可，无需进行法律上的责任明确。如果有人最终食言而肥，也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但是，却没有人来质疑这些做出了承诺的富豪会不会只是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难道这只是美国人民比较善良，乐于相信别人吗？这背后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在进行支撑。如果一个人的履历上出现了污点，那么他在社会中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得不到大家的帮助，也没有人乐于雇佣他或与他合作。

　　这种风险使得大多数人会很重视自己的信用并尽力维护，不会为了一些小事而损害自己的声誉。一个好的信用也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机会。而在我国，公众人物屡屡为纠缠不清的造假、失信丑闻而焦头烂额，要么极力否认，要么岿然不动、我行我素。在此背景下，要普通民众对豪捐行为毫无质疑谈何容易？再者，即便在巴菲特、盖茨来华之后，有企业家做出豪捐承诺，也很难说在今后无数的变数之中他会不会改变初衷，因为说了不算所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小，尤其是仅靠个人信用支撑的“捐赠誓言”。

　　只有失信于人要付出沉重代价，信用才会被人们所重视。充满慈善的社会也应是一个信用至上的社会。做慈善，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增强社会信用也是如此。与其用各种封口、收买的公关方式来洗刷自己的信用污点，不如做些慈善，用大爱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