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中国的信用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以及中介机构的无信誉等等。 

　　国有企业的三角债和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共生的现象，国有企业借钱不还的广泛存在造成了国有银行日益积累的呆帐和坏帐，而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只好要求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继续进行行政性贷款。 

　　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持这样一种看法：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原因在于二者都是国有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事实上，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实践证伪了他们的看法。前苏联、东欧国家基本上实行了私有化，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研究，它们的不少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政府给它的补贴在私有化以后比没有私有化之前更多。而且很多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它的很多大财团是完全私有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政府要银行给予经营不好的企业政策性支持的情形。 

　　我国国有企业的呆坏账，主要原因是由于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导致政策性亏损，对此负责的只能是政府。由于这不是企业的责任，因此政府必须给予企业补贴。政府补贴的方式在1983年以前是财政拨款，1983年以后就由银行的低息贷款取代。问题在于，政策性负担到底有多少，一家企业也许还算得清，四十几万家企业如何算。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政府难以甄别企业的亏损原因，造成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把经营性不当所造成的亏损推给政策性亏损。政府由于有政策性负担这个把柄在企业手中，所以企业不管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不当造成的亏损都会把责任推给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只有全部负责。 

　　如果不把政策性负担消除，国家不得不继续给予国有企业支持，而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缓解矛盾就只能把给企业补贴的来源转向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延续承担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于是银行体系也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相伴随的道德风险行为。 

　　这就是国有企业借钱不还和国有银行呆、坏帐产生的根源，所以解决这些信用问题应该消除其产生的根源：即应该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目前的政策性负担消除掉，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自己为自己的经营不好负责，政府不必为它背负这个责任。若企业借钱还不了银行，该破产的破产，该兼并的兼并等等。 

　　关于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和中介机构的无信誉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在于欺骗带来的收益丰厚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或者即使存在惩罚机制力度也远远不够，即欺骗是有利可图的。 

　　我国尚未建立起作为信用体系基础的信用记录、征信组织和监督制度，对于企业真实信息的获取难度很大，同时又由于缺乏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在企业融资、市场准入或退出等制度安排中，还没有形成对守信用的企业给予必要的鼓励、对不守信用的企业给予严厉惩罚的规则。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通行做法是，信用良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在股票和企业债券发行中能够给予优先安排；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利率价格；企业如果数次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为制约和监督信息优势一方的不道德行为产生了作为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比如说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但是中介机构也可能成为欺骗的工具。一个真正有效的中介机构实际上应该有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个自我约束必须有法律上的规范，也必须有自己价值的担保在国外，一般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定范围内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这种垄断地位的确立与它的商标所建立的信誉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出了信用问题，像在安然事件中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一样，数十亿美元价值的商业信誉就会毁于一旦。我们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形成这种真正有信誉的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