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商家又敌视其盈利的社会心理导致了商家自身的恶性竞争，再加缺乏行业自律、监管不力，商家们的造假并不奇怪，屡仆屡起也只是这一现象的继续，根源没有消除，后果就不可能消除。

　　“问题奶粉”再度惊现，这已是被取缔之后的第二次了，它再次将诚信与规则问题推到人们眼前。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其实只是近几百年来之事，而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市场，却是自古即有，各民族早期对商业的态度，往往持续影响后世。

　　鄙视商业的儒家教导人们尽可能避免成为商人，对正常的牟利行为进行恶德论断，儒家思想并没有兴趣讨论怎样做个有道德的商人，一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将中国商人打入“士农工商”这一“四民社会”的底层。

　　农业社会的鼠目寸光对一切贸易中的商品都进行一种成本价要求，似乎将原料制作成成品是不需要智慧劳动的，将货物运到另一个地方是没有成本的，这就成为鄙视商业的基础心理。

　　而对各种职业进行等级制划分的社会，处于低等级的职业不可能有什么职业荣誉感。一个非理性、反伦理的现象是，促进财货流通、自得利润、自负风险的商人遭人鄙视，因贪贿民脂民膏而被王亚南斥为“贪污犯集团”的中国历代官僚群体，反倒备受各界艳羡。这种状况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正如许多人骂贪官不是出于公正而是因为嫉妒——自叹没有贪渎的机会。

　　如果一种职业缺乏职业尊严感，要为它建立正常的职业伦理规范，必是难度极大。当人们尚未遭到欺骗就把商人无例外地恶意推定为奸商的时候，社会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不是奸商呢？并且因此而造成恶性互动，恶性轮回——人们不信任商人，商人果然奸诈，于是“奸商”就被坐实。

　　正是千百年来这种歧视商人的中国传统，造成了商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有尊严的好人缺乏信心，尤其在一个信仰极为稀薄的社会更是如此，以此带来“破罐子破摔”的潜意识也就成为商业领域缺乏诚信的基本内因。人类心理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恶意对待他人易遭恶意回报，正如社会学上著名的托马斯定理(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原本经营绩优的银行因恶意的倒闭谣言而被恐慌的人们挤兑倒闭。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虽有别于前现代一般意义的市场，但诚信依然是市场的第一基础。同时，与前现代相比，现代市场经济有更为完备和公平的商业规则，不仅有国内法的商业规则，还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商业规则，而保证这些规则运行的也有三种制度设置，即独立的商业公会的监管、政府部门的监管、独立和中立的司法裁断。

　　当代中国的商业公会，其作为自律性监管的作用几乎相当于零；政府监管部门失职现象时有发生——原先查处的“问题奶粉”没有被销毁，这本身就是个监管笑话；司法则因其可能遭到各种势力干扰——此前“问题奶粉”的司法过程也已证明这一点。

　　在这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习俗背景下，依赖商家又敌视其盈利的社会心理导致了商家自身的恶性竞争，再加缺乏行业自律、监管不力，商家们的造假并不奇怪，屡仆屡起也只是这一现象的继续，根源没有消除，后果就不可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