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被表彰+20分，拾金不昧被宣传报道+15分，恶意欠缴电话费-20分，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0分……这就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正在做的大众信用征集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并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3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评出来的结果，还要在网上和报纸上公布。公布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公民的个人隐私，姓名、单位、住址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统统公布。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县委书记王天琦说了要“严管民风”。做个这个系统，成本也不低，除了成立了专门的“睢宁县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并任命了相关官员之外，仅仅做这个系统就已经花费了80万。

    看到这些，请别笑，这是发生在21世纪真实的事情，这是发生在法治时代荒谬的事情。什么是法治精神？简而言之，对公民来说，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对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得为”，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绝对不能去做。法律授权睢宁县这样做了吗？没有。人大代表对睢宁县这样做进行表决了吗？没有。是因为民权的让渡才有了公权，是因为公民的纳税才确保了政府的运转。在法理上，只有公民随意评价政府的权利，却没有政府随意评价公民的权力。可见，睢宁县这样做，是没有丝毫合法性的，是典型的公权越位。

    其次，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民风，重在建设；好的民风从来都不是“严管”出来的，不是通过打分评级形成的。依靠对“良民”、“顺民”的些微“优先考虑”，对“草民”、“刁民”的“从严把关”，就可以实现良好民风，县委书记也未免太天真了。“严管”的本质是“威胁”和“压迫”，理论出发点是人治思维的“行政权力至上”。而现代社会，强调“自由”和“自觉”，强调道德召唤和法律依据，理论出发点早变成了法治思维的“法律至上”。“严管”从来都不是长效机制，“严管”的结局，无外乎在“沉默中”悄然结束，或者在“爆发中”被迫中止。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个人征信建设是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但是，个人征信系统事关每一个公民的生存与发展，建立的过程应该充分权衡，循序渐进，依法进行，切忌简单粗暴、操之过急、缺乏依据。没有法治先行，个人征信系统必然沦为政府和垄断部门的“霸王”系统，必然招致质疑。

    在美国，有《隐私法》、《公平信用报告法》、《信息自由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十多部相关法律来规范信用信息的收集和披露。在英国，也有《数据保护法案》、《信息自由法案》、《公共信息法》、《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环境信息管理规定》、《消费信贷法案》、《隐私及电子通讯管理规定》等十多部相关法律来规范信用信息的收集和披露。而我国，目前立法依然进展缓慢。已有的个人征信实践，也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和政府利益倾向。

    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在个人征信焦虑的氛围里，立法先行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切忌“拍脑袋”决策，公权越位推进。否则，就会“伤敌一千自伤八百”，还没有规范个人征信，就先失去了公权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