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几个月，浙江泰顺人王远萍就发现自己全家都在喝的奶粉导致女儿小便出现困难，他到处奔波，要求三鹿集团给份检测报告，或者盼望“权威机构”给他提供一份独立的、公正的检测报告，结果当地的工商局和三鹿集团的人一起告诉他说，检测费需要他来承担，大约一万多元左右。这一下子就消退了他获取证据以索赔和要求公道的野心，他颇不情愿地在“和解书”上签了字，并接受了三鹿集团提供的几件“好处奶粉”，从网上撤下了自己的“举报文章”。

    这事件同时释放给社会一个信号：当公众获知真相的门窗被一道道堵死之后，公众只能在饱受蒙骗中坐以待毙。有许多人，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同样，有许多自然界，被弄得污臭缠身了也无法明白自己身体被掺进了什么样的毒素。

    中国的公众一直是那么的可怜，几乎谁想欺骗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欺骗，因为“欺骗制造者”很清楚，由于检测严格的内部化，“国家机密”与“商业机密”，“专业水平”与“高端设备”，就足让封住所有人的嘴，让公众永远无法掌握他们最需要掌握的“有效证据”。因为检测技术都控制在“专家”手中，检测报告都控制在各地政府机关手中，检测人员都控制在学院、研究所的“高级检测师”手中。普通人，非专业人士，像农民工和环境污染受害者一样，永远没有接近这些检测仪器的机会，即使有，高昂的检测费也让人迅速败下阵来。

    这两年，个人业务重点转入了环境保护，因此有幸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到各地采访。中华环保世纪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1993年就开始组织的全国性的用新闻干预环保的行动，每年都组织记者团进行主题性的采访和调查。有一年，在江苏，看到一条河实在脏得不像样，全国人大环资委的一位高级干部实在坐不住了，他拿起刚刚喝光的矿泉水瓶，亲自下到河边，涮了好几次之后，以他所认定的最为标准的方法取了水样，要求当地的环保部门马上送检，并把检测报告直接送交给“记者团”。

    可惜他一回车坐定，就发现当地的环保部门已经想好了对策，先是在这位领导下车取样时，悄声互相叮嘱不许随同下车；等领导上车后，环保部门负责人皮笑肉不笑地靠过来说，实在不好意思，您的取样瓶不合格，因此，检测出来的数据肯定不可能准确，因此，为了保证我们职业的神圣荣誉，我们不能替您检测这份水样。

    类似的事情在河南也遇上过，几乎每一次当地环保部门都以“取样瓶不合格”，或者“取样姿势不符合专业水准”，或者“取样人没有国家资质证书”为由，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测要求。有时候，甚至是国家环境部的督察组，在各地进行督察时，也同样会遇上当地环保部门以类似理由提出的搪塞。

    当然，接下来的应急预案是“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取样，并送我们的专业检测室进行检测，保证以最快速度把检测报告提交”。等捱到拿到检测报告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水样几乎都合格，或者只是刚刚超出了污染临界线不远。

    2008年3月份，浙江省环保局做过一次“公众参与活动”，省环保局的专家们，当着环保志愿者的面，抽取了全省几大江河的水样，并对其作了赢取公众信任的检测；在杭州附近取样的钱塘江水质，居然国家到“地表水一级水质”的水平。消失被媒体报道出来后，一些深知钱塘江污染日益严重的人给浙江省环保局打电话，想询问详情，据说有关人士的回复是“钱塘江的地表一类水当然是有的，但这只存在于国家自然保护区中，或者水源的源头”；可惜，钱塘江流到杭州时，已经快到了“源尾”，流经的也不是国家自然保护区，而是高密度的人类生活污水聚居地和化工、电镀、印染企业聚居地。但可惜，由于检测高度内部化，“普通公众无法理解”，所以，只能让猜疑在心中团团转而找不到释放的疮口。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近年来一直呼吁要去建设项目除子举行“环境影响评价”之外，还要举行“社会影响评价”，同时，他一直在呼吁中国需要建设“独立专家体系”，如果专家不能以专业的能力发出公道的声音，那么举行再多的听证会、评价会、公众参与协调会都是无济于事的。按照他这个观点继续延伸，那么，中国要想建立“独立专家”行动体系，必然要出现一批面向公众的独立检测机构。

    当前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之所以求助无门，除了法院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考虑，不敢承接他们的案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检测报告的缺失。环境受害者除了拿自己身体去感知、体验、呈现这些污染伤害的后果，很少有人能够拿出有效的检测报告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不等于问题不严重或者说污染伤害的程度和原理无法用仪器来检测和分析，而是普通公众没有自己去检测的习惯和能力。政府过去是承诺可以帮助公众进行这类似的工作的，政府庞大的检测系统随时在监测中国的环境现状，一个地方出现环境污染事故，检测人员也会很快赶赴现场采获第一样品并迅速对其进行检测。可惜的是，这些“专业数据”都被掩埋在厚重的政府围墙和专家掩体之中，除了专业技术人员和少数领导干部，没有人能看到它们。而呈现给公众的专业数据具备不具备真正的专业水准，符合不符合现实情况，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当然也不是无路可走，至少，民间环保组织的出现和检测本身的商机迟早会对“独立检测中心”的出现推波助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该校环境受害者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建议，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应当开始走专业化之路，比如一些环保组织就可以做成专业的“检测公司”。他所在的中心每天都在接收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举报，并试图以专业的手段帮助他们摆脱困难。以一个法律学者或者说律师的眼光来看，能够呈堂的证据是最为有力。因此，他所在的中心就购买一个初级的检测设备，比如噪音检测设备，他说，“其实有些检测是可以进行的。我们购买的噪音检测设备，只需要到国家质检总局备个案，同时配备专业的检测人员，就可以出具符合专业水准和法律要求的报告了。很精密的我们可能一时无法做到，但初级的、易做的总是可以先做起来。”

    从市场机遇上来说，你买一些检测设备，获得相关国家管理机关的资质证明，应当就可以以商业的方式面向社会进行营销，你保证你的报告独立而公正，准确而严格，送样品来检测的公众，保证以适当的价格获取你的报告。

    当前中国公众的生活中随处埋伏着疑心，没有一个环节足以让公众充满信任地活下去，没有一个机构能让你无休止地信任，每一个你原本以为公正的、神圣的、伟大的、坚固的、爱心无限的、慈善满怀的“组织体”，时不时给从背后给你一刀致命袭击；总是在你以为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现颠覆你拳拳之心的“溃坝性事件”。

    公众的疑心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公众每天都想摆脱、排解、消纳、衰减这些疑心，而无忧无虑地迎接生活的其他挑战。公众参与时代，“环境信息公开”的第一要求，应当就是检测报告充分公开。在这样的需求推动下，开放在大街上的各类专业“委托检测机构”必然要生长成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机体。中国各专业研究、检测机构里面已经具备的检测设备可以面向社会开放，接受社会的检测订单；有些想寻找新业务增长点的“热钱融资商”，也不妨在这方面有所投资；而民间环保组织借检测来提升调查能力、公信力和事件参与能力，也不失为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