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在杭州发布了一份浙商投资“红黑榜”，除了将成都、昆明等60余座城市作为“2010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的提名候选者之外，将山西、迪拜列为“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的提名候选者。

　　显然，这是一份相对缺乏公信力的排名。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去年以来，一直试图代表浙商群体深度介入山西煤炭重组事件。其公开信已经发了不止一封、两封。作为事件当事人或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似乎也使其评选的客观性大打折扣。这种客观性难以保证的弊端，确切地说将更主要地体现在其“红榜”方面。山西与迪拜之名列“黑榜”前茅，乃是众人皆知的事情。而那些入选投资“红榜”的城市，又有怎样的充足理由，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我们不知道昆明、成都何以成为投资最佳城市？也很难说，这些今日之投资圣地，到明日又会不会成为噩梦的源头。如果，这份投资红黑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很难以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其实际效果除了收获一点精神胜利或报复的快感之外，便很难以做具体的衡量。

　　尽管，这份有些山寨化的投资红黑榜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准确、权威的信息，不过，也并非没有价值。其从形式上来说，触及到了如何对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的问题，目前这还是一个空白。众所周知，从事政府信用评级业务的有标准普尔等国际知名机构。这些机构对一个政府信用的评级，往往会在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样也就建立一个政府信用与利益之间的回馈机制。一个信用良好的国家往往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激励，相反则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就信用评级的主体来说，国际上一般还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准国家而言，对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应该算是新鲜事物。

　　不过，如果从现实的国情来说，对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仍然有其必要性。中国经济虽然对外是一个整体，但是，在内部却具有鲜明的“诸侯”经济特性。中国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一方面却有都奉行经济至上的原则，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一般国家的州政府或联邦更加积极而活跃。因而，从信用评级的主体地位上来说，给中国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亦未尝说不过去。况且，单算经济总量，中国的若干省份GDP都已经超过上千亿美元规模，远远超过若干小国。

　　当然，对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可能会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有所不同，而且，信用评级体系对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约束力也令人怀疑。但是，如此规模庞大而且数量众多的经济体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制约，无疑是一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有一份约束的力量，总还是聊胜于无。而现实最困难的问题是，对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该由谁来做，谁又能做的起来。

　　我们当然希望，最好是由国内的有关机构来做这份工作。不过，其同样会面临客观性、公正性以及地方政府公关的压力，其中的难度恐怕会超出想象。毕竟，这样一个信用评级体系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资本与权力的舆论博弈。或许，这需要更加权威、超脱的国际性机构参与进来，方能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