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与某种信任有关。孩子一出世就依赖父母的养育，从健康成长到教育和成人发展，都离不开父母。父母则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帮助，如老师、医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各行各业人士以及政府。信任不只是依赖他人的服务，更是相信他人出于善意的服务。若他人的善意不可靠，则稍有不慎，我们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负他人信任，于是成为一种公共道德。

　　信任的重要，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制度和体制的依赖。有的人认为，像法规、合同、条约或监督这样的外在手段，可以代替或至少部分代替信任，成为社会合作的纽带，因此必须尽可能多地订立各种各样的规定，称之为“法治”。其实，法治的基础必须是也只能是信任。人们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签合同、办事情按照法规，出发点都是对现有的法律或其他体制条件能保证合同的执行有信心。

　　法规本身固然重要，但法规最终得由人管理。尽管我们可以将人放置在监督制度中，但我们最终还是得信任那些运作监督制度的人能公正无私，不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可能依靠一级级的“客观公正”的程序或规章。一级级的程序和规章，最终还需要落实到许多个人身上。公务员、教师、科学家、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的诚信出了问题，说明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任很成问题的社会里。那些我们最需要信任的人，往往是最不可信任的人。

　　《小康》杂志这次调查反映的，不只是具体行业的诚信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中的高层制度可信性已经大幅下降了。受影响的中层制度几乎遍及所有的行业、职业或社会活动领域。如经济、商贸、教育、医疗等。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常见的失信现象，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做假、利欲熏心、渎职违法，其实都与某种中层制度腐败有关。社会腐败严重，腐败现象不断在社会上曝光，一般人见怪不怪，对信任抱普遍的怀疑或犬儒态度。这种情况甚至要比诚信匮乏更为令人担忧。因为它看到的不仅是信任的危机，而且是信任的彻底崩溃，不是改变诚信匮缺的紧迫感，而是建立信任的根本无望。

　　这种态度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却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许许多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与农民、和尚、牧师或者性工作者打交道，就算这些职业人士的诚信排名在前三位，又怎么样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绝大多数人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决定他们生活品质的社会精英，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职务最重要、公共责任最崇高的人士。如果他们的诚信真的全不及格，又怎么能不破坏和瓦解许多人对诚信本身的信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