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信用建设将解决中国股市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委员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造假、欺骗股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要采取防范措施：第一，建立信用文化，包括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个人操守和法律制度，这是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二是加强监督，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作为政府和法律的监管重点。三是规范中介服务，使其保持独立、公平、公正。同时必须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和加强外部监督，包括政府和舆论的监督。最后，建立惩罚制度，信用中国对失信的机构和人员严厉惩罚，提高他们的失信成本，直至绳之以法。

　　政府是加入世贸组织的主体，是享受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因此政府的信用十分重要。建设信用制度，政府作用非常关键。今后，政府应从三个方面到得突破，一是在审批经济方面有突破，二是在垄断方面有突破，三是在法制建设和政府自律方面有突破。
　　
　　林毅夫：建立社会信用信息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委员说，当前建设社会信用制度非常重要。去年“两会”期间，胡启立、经叔平副主席和我曾有个联合提案，谈怎样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今年在政协大会的发言中，我们又做了一个题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联合发言。

　　我们建议，必须有一个社会信用信息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要有立法的基础，然后让信息的中介机构在收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时候，有相关法律依据，以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在征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时无法可依的状况。

　　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把分散在银行、工商机构的个人、企业信息收集起来，成立一个全国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逐渐把信息库的信息征集面扩大到公、检、法机关。这个数据库必须是全国性的，否则有的人在这个城市赖账，到另一个城市又可以借钱了。

　　要有非常严格、全面的奖惩制度，如在银行的借贷当中信用比较好的客户，其贷款利息就可以比较低，存款利息比较高，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可优先考虑。

　　根据信用法律法规，严格规范银行、工商部门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信用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如果不真实，应取消其营业执照。同样，对信息提供的范围也必须有界定，必须尊重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

　　林毅夫分析，现在国企在银行的贷款中确实有不少欠账、坏账、呆账，为什么政府还要不断给他贷款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国企有不少政策性的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造成政策性亏损，谁该为政策性亏损负责呢？当然是政府，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政府从1983年以后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政策性亏损需要补贴时，就可到银行贷款。

　　他说，国企必须把各种政策性负担剥离，没有政策性负担时，只要正常经营，就能正常盈利。

　　王国勇：对企业信用多头评级、政出多门，缺乏专业化和权威性

　　安博尔信用评级机构总经理王国勇说，目前中国有来自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司法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各方面对企业的信用评估。这么多的部门、机构，各自为政，相互屏蔽。除了给评估对象多增添了几块牌（证）外，似乎没有其他作用。“运动式”的评估检查，炼就了企业“突击式”的迎合机能；你评你的，我做我的，两者毫不相干。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社会对企业的信用评价已延伸到企业及其员工行为的各个方面，客观上也就要求企业信用评价的内容应突破原有的小圈子，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企业信用评估。但多角度、全方位信用评估并不意味着是多头评估。

　　信用评级的本质是对信息的识别和加工，评级机构的生命在于准确地预测信用。提高对信用信息识别的准确性和加工能力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提高评估技术的科学性、合理性，才能提前预测目标企业的信用状况，信用中国以高质量的信用产品拓展评估市场的需求。整合工商、税务、银行、证券、保险、质检、药监、环保、海关、法院、劳动保护等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对企业进行综合信用评估。评估的目的是对被评估对象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不能仅为贷款而评级；是对被评估对象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行为的认定，是鉴定其企业基本形象的工作；评估结果是评估机构向社会提供的最基本的信用产品，应向社会公示；以造成相应的社会影响，并逐渐被社会认可、接受。随着评估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信用评估市场将不断扩展，信用评估机构的生存、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张永珍：内地可借鉴香港法律

　　香港中华总商会前副会长张永珍委员表示，香港商界非常关注内地的信用体系建设，香港有关商业犯罪的法律法规可为内地提供借鉴。

　　她说，去年我就交了提案，社会信用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内地，发现很多做假，假酒、假烟、牛奶掺水等问题。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内地可以借用这些法律制度。如破产的法律，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倒闭或者破产，那将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如果申请了破产，他就不能坐飞机、火车的头等舱。除非有一天他把所有的钱还清了以后，才可以买汽车，不然被债主看见他在外面消费的话，就可以告他。

　　她说，香港拥有多项惩治商业犯罪的法律法规，同时，有关部门经常借助电视等媒体发布公益广告，警示公众造假欺诈将导致严重后果，提高人们的守法诚信的意识。
　　
　　董辅礽：“柳市镇的故事”寓意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礽委员认为，“信用浙江”、“信用中国”等提法很有意义。提出“信用浙江”目的很清楚，就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营造良好的遵守信用的市场环境，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这是浙江省对在由经济转变中曾发生过问题的总结。

　　董辅礽说，在市场经济初期，浙江市场十分混乱，给浙江的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当年柳市自80年代起就大搞电器，家家户户都在生产不合格的电器并销往全国，但是很快就有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后来柳市下大力气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温州的例子告诉我们，重新恢复市场信用需要很大的努力。

　　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守信用，偷税、漏税、造假，侵犯他人产品专利，有些地方政府也是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包庇、保护一些企业制假、售假，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将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赵海宽：企业信用亟待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委员说，中国政府的国际信誉是不错的，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誉有待提高。

　　他说，据较权威的机构调查，在没有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里面，其中有23.5％是因为企业信用不佳。

　　财政债券每次发行的时候，都有很多人排队争购，这说明中国政府信用是很好的。政府一直执行着稳定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币值一定非常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尽管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改善社会信用方面，政府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非尽善尽美。

　　他信用中国认为，当前企业信用有待提高，部分中小企业需要的银行贷款资金没有得到满足，部分城市居民可能也有贷款的需要没有满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属于信用方面的。

　　重信盛：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信用中国特约评论员陈碧兴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启动内需、刺激消费的信用失范和管理问题，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势在必行。需尽快立法，为了配合WTO对信息公开化的要求，以及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对公共信息和征信数据对全社会开放的要求，需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供鉴。立法的目的是制造一个信息开放和公平享用、使用信息的环境。

　　政府在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应是起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而不应参与主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否则就失去了信用管理服务的中立、公正性质，这个道理如同会计和律师服务，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这不是政府的业务。但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这个行业。政府应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立法，并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平等地取得和使用，同时监督市场经济主体间依法公平、公正地披露信息和取得使用信息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所以要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