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晋宁县一位农民死在了看守所，所方宣布，死因是死者跟人一起玩躲猫猫（即瞎子摸人）游戏，撞在墙上所致。消息一出，网上大哗。云南省委宣传部门出面，邀请部分网民参与调查，不仅没有查出名堂，反而连累参与的网民也招致质疑，有的甚至被人肉搜索，云南省委宣传部此举，也被指为作秀。
    派出所出现意外死亡，邀请网民参与调查，尽管有些不伦不类，但毕竟显示了云南地方党政机关的某种善意，乐于让事情公开化，比起此前很多地方种种有事必遮的姿态来，已经有天壤之别。只是，网民并非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谁能代表网民，是个无解的提问，任是哪个部门，也无法将所有网民都找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昆明整个城市都会挤不下。因此，无论选中了谁来参与调查，在其他网民眼里，都注定没有代表性，调查当然也就缺乏公信力。其实，关于这一事件，网民之所以闹将起来，关键在于晋宁警方最初的“躲猫猫”说法过于粗糙，有违常识。而且这些年来，小百姓在看守所“意外死亡”的事件，大家听到的太多，很多都跟警察刑讯逼供有关，因此，多数网民对于这个事件，其实有着大致的预定答案，只要调查结果跟他们心目中的预设不符，就没有多少人乐意接受，即便网民参与，也会被疑为政府操控。

    类似的事件，几乎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当地政府出面澄清，几乎没有人会信的，非得上级，非常高的上级部门，至少是省级以上的部门出面调查或者检测，才能勉强平息沸腾的民怨。去年的瓮安事件就是如此，“俯卧撑”跟今天的“躲猫猫”一样，成为“骗人”的代名词。不经的流言满天飞，人人都倾向于相信流言，政府说破口唇，也无济于事。比如，瓮安事件发生时，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采访了所有能采访到的瓮安人，人人都说出了各种各样的背后“内幕”，但追究下去，却没有一个人是亲眼所见，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实，所有人都是听说的。

    显然，尽管看守所出了很多不该出的事件，官方也不乏徇私枉法的事情，但不是所有这类事件，都有特别复杂的内幕，官方的消息，都是造谣。但只要有一丝可疑的痕迹，人们就会起疑，这个时候，官方所有的说词，都不被采信，越解释，就越不清楚，越抹越黑。这种现象，背后是人们对政府，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可怕的是，这种不信任由于这些年政府行为的失当，正在向上蔓延。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长期没有真正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中走出来。只要出现了危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瞒，遮避消息，把事情纳入内部控制的渠道，争取在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首先考虑的是防范消息扩散，缩小影响，等将事情控制下来之后，再行上报，由上级决定是否公开。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故意隐瞒消息，最后连汇报都免了。显然，这种危机处理的方式，在过去的时代，尽管对于民众很不人道，但从政府角度，也许能够奏效。但是，到了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封锁消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封锁和遮避的结果，是真相难以大白，流言却不胫而走。结果，受损害最大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这种损害积累多了，政府想改辙，但再说什么，也就没人信了。

    当下的云南省政府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设法取得网民的信任，由于先天的“原罪”，都注定是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在云南，甚至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能代表网民的组织，网民中无论谁，哪怕他们在网上有众多的粉丝，也无法通过中立的调查给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目前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像瓮安事件那样，由上级有关部门出面调查，把调查过程公开，争取给网民一个合理可信的结论。

    而这，只能暂时平息事端。要想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有制度上的突破。因此，完善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尝试县级人大民众直选，让每个县，有一个由选民自己选出来的组织机构，再有这样的危机，由这样的机构出面调查，结果就会不同。这对于克服政府的信任危机，防止群体性事件，争取网络民意，有绝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