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现象都有他一定的历史渊源。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也同样有着历史因素。

     1．信用缺失的政治历史因素：农业社会形态、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政治动乱等给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了根本性的制约。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有萌芽，但没有发展成熟，这就造成市场环境下的信用要求先天不足。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人的流动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人的一生也就“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因此，中国传统的信用，也是人们思想中的经验性的积淀，或“熟人环境”的制约，也仅仅表现为人的自我约束，没有法制方面的规约。

    其次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由于实行严厉的计划经济体制，信用体系的建立变得不再重要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完全由政府包揽，个人和企业都是政府大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只有服从，没有什么主体意志，而民间只存在简单的交易行为，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份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已变得微不足道。

    再次十年动乱对人们信仰的摧残，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脆弱的信用体系濒临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动乱造成的信仰缺失，使公众无所适从；从长期的禁锢下走出的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感到一种盲然无措。在这思想的荒漠上，劣质的种子正好得以生长。

    2．信用缺失的经济制度历史因素：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转轨制度、产权制度、催生信用制度的缺乏等背景直接导致社会信用的缺失。首先是“双轨制”带来的国企信用缺失及其负面的示范作用。改革初期，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解决涉及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行“双轨制”，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双轨制”一方面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机制，另一方面也遭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国有企业领导人面对从银行和财政取得的大量资金、国有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货款，以及无偿划拔的资金与生产资料，他们并不在意效率，因为这些都是“公家”的，因而，就不存在归还的问题。浪费性的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国有资产，借机寻租获得财富等腐败现象滋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双规制”在催生生产力高速发展同时，使我国本就薄弱的社会道德体系受到致使的摧残，同时也使在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时期，国有企业普遍产生信用危机。

    其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产权不明晰给人们守信带来的冲击。“产权是信用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究信用。”①信用活动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借贷活动，实际上又是财产权利与义务的交易，用就是为了减少这种交易的风险。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普遍存在着企业产权不明晰。国有企业从事市场交易或借贷活动不是源自其独立的财产权，而是来源于国家财产权的赋予，这种交易或借贷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制色彩，行政干预取代了契约关系，这必然会形成信用危机。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一些私营企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纷纷戴上“红帽子”，这也诱使一部分企业主在市场中失信。有些业主一方面担心企业被集体收回，促使他捞一把是一捞，另一方面又利用集体这顶红帽子参与市场交易或借贷。这就形成了“声誉是集体的，实惠是个人”的企业运行机制，使得业主个人的声誉价值被掩蔽起来，诱使业主不守信。

    再次市场缺乏信用产生的制度与机制。市场的形成是以信用为前提的。自我履约是依靠私人机制履行合约的履约形式，是建立信用的关键与基础。自我履约和自我约束的前提是重复博弈以及由此派生的声誉机制。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间合作的选择集扩大，企业间再次相遇的可能性下降，对重复博弈的需求也下降了。由于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企业建立和维持信誉的动力普遍不足。如果企业欺骗了一个消费者，而这一信息要很长时间才为所有消费者获知，企业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继续欺骗其他消费者，谋求因为信息优势带来的收益。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经营行为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短期化特点，只做“一锤子买卖”，不愿维持声誉和积累商誉这样的无形资产，根本就没有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

    3．信用缺失的企业管理历史因素：企业信用先天不足等因素导致企业缺乏信用制度。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企业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是企业财务部门连接各业务部门的桥梁，也是企业筛选客户，并与诚信客户保持长期联系的有效机制。但浙江企业以家族式的私营企业为主，业主大多文化程度较地，原始的积累都是靠苦力，企业普遍没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处于业主“个人说了算”的状态，企业内部也普遍缺乏健全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由此带来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繁发生；因对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屡屡受骗上当，造成大量的经济纠纷和交易损失。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与政府之间的“父爱情结”未能根本消除，也导致企业信用管理制度难以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