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孟加拉国农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因为诺贝尔奖的殊荣，成为当下舆论的热门人物。与他的幸运和“高出镜”相比，经济学家茅于轼似乎冷寂了许多：几年前，他以个人捐献的500元人民币作为起点，默默地在山西也探索过相似的“扶贫小额贷款”，目前还在推行之中，规模已越做越大。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位实践者都有“所见略同”的肺腑之言——穷人比富人更讲信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个判断，超越了实践行为本身，更具颠覆性，也更有普惠的价值。 

　　一般来讲，收入较丰厚，相对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受到企业的青睐优待，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信用究竟凭什么说话？长期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很多企业陷入了言必称财富、金钱的“格式化信用”。在商言商，企业也许可以“惟钱是瞻”地评判和确认信用度，但老百姓肯定不认同。如果承认了“年收入稳定在××万元以上”才算是“有信用”，那么，达不到这样财富额度的民众，就都是“没有信用”的人？这种逻辑，放到哪里都经不起推敲。
 
　　倒是应该思考：一个人如果很穷，他可能剩下的只是信用这一笔底线的无形资产，再不被别人或社会信任，那么，他就真的无法生存下去。而对一个富人来说，则无论他怎样不顾声名，放弃信用，他或许仍然可以继续挥霍那一大笔有形的财富，物质生活质量可能毫发无损，并不打折扣。经常从电视上看到，法院在对“老赖”强制执行时，那些东躲西藏、信用低的人不少竟是绰阔风光一时的富翁。若依于此，你是否又该得出富人不讲信用的结论？ 

　　穷与富，不应该成为信用的“分水岭”。其实，“信用”，首先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支撑信用的不惟是经济实力，还有对社会规则的自觉认同，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以及对他人的起码尊重。有时候，懂得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比财产更具约束力，更容易由内而外地催生、培育出恪守诚信之德。 

　　一旦远离了信用的朴素本义，信用的考量就很可能畸变为嫌贫爱富的“拜金划线”。这也许是尤努斯们、茅于轼们给社会带来的最重要的一则警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