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乡的小村子里，村西头的一位老伯做的豆腐经常是还没运到村东头就被抢购一空。他没有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信用中国卫生许可证，也没有质检报告，他甚至不知道这些盖着公章的本本是何用途。十几年来从没有人对他生产的豆腐质量产生怀疑，他也从未出售过隔夜的豆腐或者在豆腐中掺杂其他原料。因为双方的交易成本很低，豆腐的质量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手段就可以鉴定，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彼此都很熟识，他们知道他加工制作的全部信息，即使出现问题对他进行道德谴责和经济索偿也很容易。

　　交易双方靠着这份“乡土信用”缔结了多年的隐性合约，它没有法律效力，却产生了足够的约束力。

　　但是当“乡土信用”切换到“市场信用”时，问题变得复杂了。SK—Ⅱ、奥尔良烤翅、强生婴儿产品，这些由跨国公司信用中国提供的“优质”产品一下子成了“问题”产品，消费者长久以来的信任遭受打击。他们想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为什么有问题还能进入市场”、“下一个会是谁”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拷问市场监管部门。

　　按理，对这些消费品，信息的不对称和技术手段的制约导致消费者个人无法进行质检，只能选择通过纳税将这一重任委托给质检、卫生部门，并赋予它公权力。这样就避免了个别消费者去做鉴别而其他消费者“免费搭乘”的问题，也建立了交易的制度基础———信任。

　　但是，信任是重复博弈的结果，多次交易的成功是因为消费者相信政府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信任既重要却又脆弱，连续几次问题产品信用中国的出现很容易摧毁消费者的信任度。因此，作为监管部门应该对消费者权利和信任度进行保护。如果等到出现问题才去作为，市场信用就会面临拷问，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集成本、缔约成本和履约成本也会增加。所以，事前监管要比事后惩罚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