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推动的高中新课程改革迄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新教材整体上是令人鼓舞的，它分系列集中学习的编写法，有利于学生在高中学习的黄金时间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也赋予了教师教学更大的灵活度。从语文单科来说，选修课本涉及中国古代、现代与外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还有中外人物传记、新闻写作等等，个人认为这对学生的教益胜于大学语文公共课。
   
    但是，旧教材由专家精心编撰，且经过中学教师多年实践检验；新教材中的有些问题则亟待修正。以人教版为例，必修系列多为与旧教材共有的经典篇目，尚好；选修系列，譬如《中国诗歌与散文欣赏》，其编写体例，既不按照年代，也不按照体裁，而只是加上一个松散主题，将数篇诗文捏合在一起。选文的代表性也有商榷的余地。清词一首而选纳兰性德，恐怕是流风浸染；清诗一首而选黄遵宪之《今别离》，也多少有点古怪。
   
    如果说编写的优劣，还属见仁见智，那么，常识性的错误则应尽量避免。这问题在《先秦诸子散文》课本与配套教参里，似乎格外严重。基础教材固然可以汲取最新研究成果，但不宜太积极于“尝鲜”，而仍应依循为多数人接受的旧注，尽管也应扬弃确有问题的部分。譬如《论语·颜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课本对最后一句话如是翻译：“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但假如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立住脚。”（2006年12月第二版，p21，注解⑨），据此，则“信”解释为“信任”。
   
    但是，“自古皆有死”与“民无信不立”之间明显构成转折关系，解释为“信任”很难讲通。“去兵”“去食”还让百姓“信任”政府，这合乎人情吗？
   
    个人理解，倾向于取“信”的本意，也就是诚信。从后文来看，孔子讲的是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子贡才会问他“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所谓足食，是发展经济；所谓足兵，是发展国防；而诚信，则是孔子最重视的教化。经济发展，国防稳固，百姓诚信，这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如果不能做到，“兵”可以首先去掉（儒家本来就反对武力），再不行，“食”也可以去掉，可是这个“信”却是立国之本、立身之本，死都不能丢的。朱熹《论语集注》：“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这个解释是贴合的。孔子主张“君子务本”，所以他把“信”这个“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这样，“自古皆有死”与“民无信不立”之间的关系就豁然贯通了。
   
    如果说这一处解释还属有争议不妨两存的话，“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第26页注解⑤把“知者利仁”翻译成“算计得精明的人利用仁”，则不可原谅。从字义讲，“知”同“智”，“利”是使动用法，“利仁”即“以仁为利”；把“知者”翻译为“算计得精明的人”，“利仁”翻译成“利用仁”，这是学生也不会犯的常识错误。从句义讲，孔子教导弟子以仁为牟利的工具，这种“创见”也委实太过惊人了吧？
   
    那么，“仁者安仁”，该作何解释呢？朱熹说：“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他的意思是，不仁的人失去“本心”，久处穷困则胡作非为，久处安乐则过度放纵。而仁者安于仁，无论到哪都能坚守；智者认为仁有好处，也不会改变操守。前者境界更高一点，但二者都不易因外物而动摇。颜渊能够“陋巷箪瓢”却“不改其乐”，这就是“仁者安仁”的典范了，所以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其余弟子虽然达不到这种境界，但能从理念上认同“仁”而坚守，同样难能。
   
    不但注解有问题，某些课后习题的设置以及教参的讲解也有问题。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断然不能依赖教参，但恰因教改，一般中学教师在对新教材摸索熟悉的过程中，对教参的依赖程度势必超过从前，不少配套练习答案的编写又以教参为依据，如此必然误导学生。
   
    第12页课后习题第一题题干如下：“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世方式？”
   
    这道题设题思想根本性错误。设题者将《孟子》原文截去一半，抽出末句，而问孔孟处世方式有何不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孔子推行自己主张死而后已，孟子则“滑头”一点。教参的解说是：二者都以修身为立足点，“但是孔子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显得更为执著”。但孔孟的“处世方式”难道有什么根本性不同吗？不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栖栖惶惶，席不暇温？
   
    《孟子·尽心》篇中原文如下：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整段话的重点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无论贵贱穷通都要坚守道义，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理念是相通的。否则，孟子不是成了“曳尾涂中”的庄子了？
   
    更让人惊骇的是第21页课后习题二。题干说孔子虽强调“信”却不是片面地无条件推崇信，引《史记·孔子世家》“要盟也，神不听”倒没问题，但另一则引《子路》章“何如斯可为之士矣”，却偏偏截去最后一句话，并且把“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翻译作“言语一定要诚实，行为一定要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知道贯彻自己言行的小人啊！”教参答案，复引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为证。照此说来，难道孔孟都认为，人不必守信，守信的反是小人？
   
    其实，回到论语原文，孔子对“士”的要求是分层次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治国平天下之士；“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是齐家之士，“言必信，行必果”仅仅达到“士”修身的基本要求，孔子并非否定言必信行必果，而是单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还很不够呢。但这也比那些“斗筲之人”的“今之从政者”来得高明。所以最后一句话万万省略不得。而孟子那句话重点是放在“惟义所在”，也就是“义”是衡量行为的更高准则。这和《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相通的。
   
    我在这里仅仅摘取了前几课《论语》部分例子，《论语》文字朴素，多口语，又作为儒家典籍，前人注说详尽，课本编写者大有依傍，却发生这么多问题，斯亦勇于“尝鲜”之害欤？时下“经典”重又成为流行，文化明星高踞讲坛，民间注家热行坊间，但编写课本是极为严肃的事情，将直接影响全国众多中学生，宁可“保守”一点，审慎一点，以免谬种流传。子贡说“言不可不慎也”，承担传承文化重责的出版人，尤其不可不慎。希望能早日对教材进行更严密的审核与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