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用、交易與經濟增長
   何謂社會？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係。在市場經濟中，信用是所有交易的前提。任何一筆交易，如果賣方想方設法出售假冒僞劣産品，或者買方一有機會就偷拿或破壞商品，或故意延期付款甚至拒付，交易就沒有辦法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信用就不會有交易發生，就不會有市場。在資本市場上，信用就變得更爲重要，因爲資本市場的基本特點是一部分人花另一部分人的錢，花錢的人做出的只是未來有可能兌現的一種承諾。如果企業經營者不講信用，不按期履行承諾，只是想千方百計地圈錢，股東、債券人就不會去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如果銀行對儲戶不講信用，居民就不會把錢存入銀行。如果每個人的錢只能自己花，資本市場就無從談起。再看，在企業內部，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對員工沒有信用，這個企業就不可能做大。如果某人沒有信用，你就不會把權利委托給他使用；而如果你不把權利委托給他人行使，你一個人可做的事就會很有限，結果你只能做一個非常小的企業。相反，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都有良好的信用素質，員工對管理者的生産任務認真完成，管理者也善待員工，認真履行勞動合同，尊重幷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則勞資糾紛就會减少，企業內部交易費用下降，經濟效益自然會上升。
    信用與經濟的增長高度正相關。亞當•斯密早就指出，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基于分工的發展，而如果沒有信用，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就不可能。比如說，如果沒有基于對市場的信任，手工業者就不可能脫離農民身份，走向專業化經營道路，因爲他不會願意冒手工藝品賣不出去而沒糧吃的風險。二戰後，占據主流的經濟學思想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物質資本的積累，也就是國民儲蓄。但許多發展中國家按照這樣的理論制定的推動增長的政策實踐證明幷不成功，高儲蓄幷不意味著高增長。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轉向强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人力資本指的是人的工作技能和生産性知識的積累。進一步，從90年代開始，“社會資本”在决定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經濟學家們的普遍關注。社會資本也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合作的能力。很多研究發現，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比較低，那麽這個社會的市場秩序就比較亂，經濟增長就比較慢。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即社會成員對彼此誠實、合作行爲的預期。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離不開信用；良好的信用有助于市場範圍的擴大、交易費用的降低；高度的信用也有助于直接降低社會成本，提高社會經濟效率；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構成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二、我國何以存在信用危機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現階段存在很大的信用危機。例如，金融詐騙、賴帳等失信行爲泛濫，使得很多正常的工商業活動難以進行；企業資信管理和服務落後，已成爲企業之間、企業與社會之間進行經濟交往的巨大障礙；個人信用管理和服務落後，也成爲阻礙信貸消費增長的“瓶頸”；政府部門繼續用行政命令或行政干預的方法管理經濟和社會事物，使政府行爲經常政出多門，前後不一，從而失信于民，等等。根據現代博弈理論，我們知道信譽要發揮作用需要具備四個條件：（1）交易必須是重復的、長期的交易關係。一次交易不可能産生信譽；（2）當事人要有足够的耐心。沒有耐心的人不可能有長期行爲，所以他是不會講個人信譽的；（3）信息傳輸的速度要足够得快，也就是說不合作的行爲能够被很快地發現。如果不守信的行爲不能被及時發現幷廣爲人知，當事人就不會有建立信譽的積極性；（4）受害的一方有積極性和可能性對不講信用的企業、個人實施懲罰。最後一點尤爲重要，如果你騙了我，我幷不在乎，還繼續跟你做生意，你必定還會騙我。比如，在我們國家很多企業借錢不還，爲什麽呢？道理很簡單：他借錢不還，銀行還繼續借給他，那他幹嗎還要還呢？只有傻瓜才會還錢。受害人要有選擇的可能性，如果這個企業騙了我，我可以不去他那兒買東西而到別的企業去買，這樣他就可能講信用。但如果這個企業是壟斷者，比如我國電信公司，騙你了，你能怎麽辦？你要用電話還要去找他，所以他就不會講信用。現在就不一樣了，電信公司有好幾家，如果中國電信不講信用，你可以找聯通、網通，所以電信企業都開始注重信用了。然而，由于我國電信行業事實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壟斷性，僅有的幾家電信企業分割市場，擁有各自的“勢力範圍”，信用缺失還是很嚴重。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舊的規則被打破而新的規則尚未建立起來。即使是前三個條件在我國也是很難滿足的，一次交易、短期行爲往往成爲經濟行爲人的最優選擇。
   分析我國目前信用缺失，肯定可以羅列出諸多原因，但普遍的觀點都是聚焦于表層現象，未能抓住問題的根本。筆者認爲，抛開所有造成信用危機的表層原因，真正的根源無非兩點：首先一點表現在産權制度存在嚴重缺陷。産權是信譽的載體、信用的基礎。人們的行爲方式都要依據産權而定。企業只有講信用，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品牌信譽，增加企業的價值，但如果這個企業沒有真正的所有者，就不會有人真正關心企業的信用。我國企業不講信譽，主要與我們的産權制度有關。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作爲很長的委托—代理鏈條末環的經營者，沒有足够的激勵去做好企業。因爲他隨時都可能被調動職位，而政績工程又有助于其職務的升遷，所以他只會熱衷于短期行爲，不會考慮長遠。如果企業管理者不考慮長遠，這個企業怎麽會對別人講信用呢？所以“無恒産，無恒心”，真可謂古今同理。一個社會沒有建立起明晰的産權制度，就等于失去了信用的基礎。此外，就是政府行爲。如果政府的權力過大，對政府的監督約束不够，人們就沒辦法預測未來，就會無所適從，當然就不會講信用，就不值得信任。另外，政府本身的短期行爲，儘管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這一問題更爲嚴重。政府的短期行爲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場信用的建立。比如股票市場，人們對股票市場失去信心，就是因爲政府操縱這個市場的時候，規則變來變去，今天宣布的事明天就推翻了。沒有人考慮股票市場的長期發展，只要股票市場幾個月之內不出問題就行，所以經常爲了一些短期的政治需要制定一些損害長期利益的政策。
三、重建高度的社會信用
（一）啓動産權改革，保護私有財産權
   對私人財産權的保護必須從政策保護走向法律保護、文化保護。過去主要靠政策保護，這是不行的。只是政府尊重産權是不够的，只有每個老百姓都相互尊重別人的産權時，個人産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護；而只有當人們預期個人財産能得到有效保護時，他們才有追求長期合作的動力。今年的憲法修改及時地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這種內在要求，實現了法律層面上的保障，但是如何讓這種修改真正得到貫徹，廣爲人們接受，還需做進一步的工作。
（二）規範政府行爲
   政府的行爲對社會信用的重建很重要，因爲政府不僅是市場“游戲規則”的監督者，其本身也是參與經濟活動的市場主體之一。政府的特殊身份使得其控制了所有信用形成的制度環境。但是長期以來政府已經形成了超越法律和無視社會規範的習慣。有些地方政府隨意行政，政策多變，對曾經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經常不認賬；有些部門辦事拖沓、推委扯皮、不負責任；更爲嚴重的是，有些官員憑藉權力大肆尋租，收取各種灰色收入，等等。所有這些無一不損害政府的形象，使政府的信譽蒙受重大損失。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改變這種狀况的話，社會信用永遠不可能建立起來。
（三）加强法制建設
   法律制度不是人大頒布幾部法律、修改幾個條文就行了的，如果“有法不依”，法律就只是一紙空文。法律應是一種實踐、一種意識。如果人們對法院、法官本身的信用産生懷疑，再多的法律條文也是沒有用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如何使法院、法官有積極性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如何使法律的尊嚴得到更好的維護，從而使得公民對法律産生更大的尊重和信任，這是法制建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四）提高教育水平，重視文化建設
   教育具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性，可以從多個方面影響社會信用的建立。首先，教育可以通過內在化社會道德規範形成人格信用。一個人的舉止言行與其所接受的後天的教化有很大的關係，在傳統的儒家思想裏，道德教化是培養“君子”的最重要的手段，即所謂“知書而答禮”。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個人素質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水平提高後，人們將更注重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和聲譽，也就是所謂的“衣食足而知廉耻，倉廩實而知禮節”。再次，社會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信息的擴散和流動，因爲讀書看報、上互聯網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當個人行爲的信息能很快廣爲人知時，人們將有更大的積極性建立一個講誠信的社會。此外，我們知道，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美譽，歷來倡導講道德、守信用，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汲取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有助于重新營造出人人講信用的社會文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