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扑朔迷离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通胀与经济下滑交织的复杂局面，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认为??

　　防下滑重于防通胀

　　在经历连续几年的快速增长后，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趋势。祸不单行的是，多年来未遇的通胀也赶来凑一把热闹，国际经济形势也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拖累下阴云密布，前景堪忧。
 
 
 
更让人担忧的是，上述一系列负面现象的叠加效应后果将超过我们的预料。这也正是近日中央高层领导密集调研经济的背景。在12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风云下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上，与会的国内知名学者们一致明确认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面临国内通胀和经济下滑的双重风险，我们的政策应该进行相应调整，将防止经济下滑作为优先选择。同时，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深化改革走出目前的困境。

　　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期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涛通过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先行指数图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美国的先行指数与中国的正相关性很大，说明两者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依然很强。如果世界经济大环境确实先行于中国经济环境的话，那么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将会对中国有令人担忧的影响。他以美国经济形势为例介绍说，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刚刚出版发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一季度美国的GDP增长率只有1%，2007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率仅有0.6%，这两个指标都是在2002年美国渐渐从衰退期走出低谷以后的最低水平。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度下滑，而且信心预期指数达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欧盟一季度的GDP增长值仅有0.7%，仅有去年同期增长速度的一半左右，消费者信心指数降低到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点，企业信心指数降低到2006初以来的最低点。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可能出现世界经济下滑的走势越来越明显。同时，另外一个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中国相对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这个持续上升如果是长期趋势，就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比较优势就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会影响到我们贸易当中占50%的加工贸易的调整，它也会影响到另外50%低成本、低技术、低增值部分的出口，这种比较优势的结构性变化将是个长期而严峻的问题。

　　日本UFG证券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孙涛博士说，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名义出口增长率依然是20%以上。但是6月份已经低于20％，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6月份的出口增长可能是负数。他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加工贸易设备进口的金额在急剧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出口的减少。

　　孙涛认为，如果只有两三个不利的因素冲击中国经济，中国还能“扛”过去，但是现在有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同时出现，相互之间还会出现综合的叠加效应，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会突然显示出来，可能会抑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对CPI上升恐慌期基本已经过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指出，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曾经两次出现CPI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94年。目前和今后都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但目前一定要防止出现由于GDP下滑，导致其低于CPI增长的情况。

　　他说，实际上今年5月份的CPI的涨势已经减缓，可能6月份还会下滑，现在的原材料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在上升，但是并没有达到2003年和2004年的高位。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减缓，只要PPI不传导到消费领域当中去，问题不大。消费价格上升的问题总体来说会进入平稳状态。虽然燃油价格上升令人担忧，但燃油价格对消费价格指数影响很小。可以说，对CPI上升的焦虑期、恐慌期基本上已经过去了。

　　袁钢明认为，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开始减缓。他说，其实美国的领导层也面临这样的抉择。不过，他们目前仍然把增长摆在了第一位。美联储认为，造成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非石油价格暴涨，而是由此而来的严重的社会抗议导致的工资成本上升以及错误的货币政策。

　　作为中国，我们是防止经济下滑还是控制通胀？如果进行社会选择，担心通胀、厌恶通胀，肯定是优于防止下滑，但是不能一味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不管其所带来的其他很难预测的后果。从目前的情况看，从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上看，最好的可能性应该是对通胀“宽容”一点，比如全年8%以下。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可以保持10%以上。我们应该切实防止出现的，就是物价没压下去，增长却压下去了。实际上，目前的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它有助于农民收入增长，使资源能源产业发展的矛盾得以缓和。为此，我们货币贷款不宜过度收紧，这样就可以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增长和通胀矛盾。

　　“如果企业先‘死’了一大片，还谈什么结构转型、升级”

　　知名证券业人士、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世界性的现象，不是中国仅有的，问题主要出在美元上。在这一过程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加工业，是包括中国等在内的从事初级加工的经济体。

　　他分析说，目前中国每年大概进口铁矿石3.3亿吨，而中国出口里头相当于钢的含量为8000万到9000万吨，折合铁矿石为1.3亿吨，占进口的40%。如果我们要降低中国的需求，意味着把这部分需求砍掉，也就放弃了国际市场。如果国际市场无法从中国得到满足，就会转到其他国家。相当于我们把这块市场让给了竞争对手。

　　林义相强调，目前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非常不利。他说，中国流动性过剩主要是财务性的、投机性的，而从紧的货币政策砍的是工商企业的贷款。现在有调研说30%中小企业要倒闭，还有30%中小企业经营非常困难。所以流动性要区分开，一类是财务类的，投机性的，一类是工商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本。中国的中小企业，无论从就业，还是创新，还是经济的活力，都非常重要。而中小企业现在处于边缘状况，当中国经济政策要收的时候，首先收的是这些中小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都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种结构存在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政策应该是偏扩张性的政策，如果是中性的政策，资源分配是轮不到中小企业的。只有它偏向于扩张的经济政策，才能够惠及到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小企业。

　　林义相认为，如果一味调控下来，中小企业倒闭一大片，会因为政策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时间，至少让他们大部分先活下来，然后才是如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如果先‘死’了一大片，还谈什么结构转型、升级，”林义相说。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度过困难时期，就意味着我们的加工制造业得到一定的强化，我们对上游就有更大的谈判的权力，对下游也有一个更大的权力。在通货膨胀时期，我们的收获就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无论是人民币升值，还有原材料涨价，都是社会进步需要的，但是我们要考虑时机。只有资本积累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才能有更高的技术去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林义相说。

　　张燕生所长表示，面对当前的困难，最根本的出路是深化改革。他从三个方面强调了深化改革的意义。首先，要素改革势在必行。目前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要反通胀，一方面要促增长。反通胀和促增长在宏观政策组合中，应把市场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行较大调整。其次，招商引资方式要改革。一方面，招商引资本身的内容和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更多的会转向高端制造和服务；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从目前中国的要素和环境来讲，很可能是生产服务业下一步要加强的重点。再其次，要进行出口导向调整。要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为大国，还是应该以内需为基本出发点。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目前我们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总供给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多年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在总需求上面做文章，管住土地，管住信贷，抑制通货膨胀，抑制高投资。但是总供给这次出了问题，是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李稻葵解释说，总供给出问题，表现为“三个半成本”都在上升。第一个成本是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第二个成本，国际原材料成本上升，原因很多，美元泛滥是一个因素，但是不可否认也有很大供给的因素。第三个成本，节能减排环保成本上升。还有“半个成本”，即税收的成本，纳税的成本近几年上升非常厉害。他认为，如果总供给问题解决比较好的话，把成本降低，一方面我们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产量也不跌。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好，那就是双赢。

　　李稻葵颇为感慨地说，他日前在深圳看到，尽管目前企业困难很多，但是政府在想各种办法进行帮助，比如通过税收手段，通过组织企业寻找新的增长点，整合产业链条等。企业对今后的发展因此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这对于我们度过当前困难时期具有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