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缺少对诚实守信的尊重，我们缺乏的是对失信违诺的打击。

　　因此，对于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9月11日的所言“央行征信系统只是客观地记录履约行为，不判断是恶意还是非恶意”，笔者并不叫好。

　　应该承认，中国信用问题已重于中国制造。据商务部《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发布的信息：中国企业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信用缺失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力极大。

　　近年来，从假汾酒事件到苏丹红鸭蛋事件，从中国食品拒售到中国制造质疑，都与信用问题关联。排除个别事件中的人为因素，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信用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信用问题，已不仅是一种道德诉求，而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民族形象的大课题。

　　明白了其中厉害，对于失信者，我们理应不能手软。

　　“格雷欣法则”告诉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人们发现破坏制度者不受到惩戒，甚至比遵守制度者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

　　在发达国家，公民都有“个人信用档案”。如果某人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那么在申请贷款、上保险和求职时将比“清白人”麻烦得多。但目前，由于征信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缺陷和“心慈手软”。正是得益于这种“宽容”和不健全，失信者才有恃无恐，并一而再、再而三，诱骗、欺骗、诈骗消费者、合作商乃至国家。

　　我国正处于由简单向高级信用发展的阶段，在加速“信用立法”、逐步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同时，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尤其重要。凡是在市场上发生过信用行为的企业和个人，都应该纳入征信系统的“全覆盖”，从而使科学的评价体系成为社会诚信建设的“风向标”，成为每个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行为指南。

　　对那些制假售假、虚假广告、商业欺诈、偷税走私，恶意触犯法律底线、藐视公共规则者，必须加大司法判决执行力度；与此同时，让社会公众利用畅通的征信体系了解和掌握诚信状况，令失信的企业和个人时刻处于舆论的监督之中。对于屡教不改、性质恶劣者，吊销“信用身份证”，甚至终结其“经济生命”。

　　只有通过各种必要的手段，健全和完善信用保护和失信惩处机制，及时发现和惩处失信者，才能使人们不敢不守信、不能不守信，才能让人对诚实守信这一安身立命之本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现在，央行已推行了个人与企业征信制度，那么，政府和法制部门加大信用惩戒体系建设就更加紧迫。如果我们在征信体系建立之初就硬起手腕，敢于判断个人和企业诚信是非，加大失信惩戒，培养、树立信用敬畏和风险意识，防范和规避信用风险，将无疑是标本兼治之举。

　　构建了失信之耻，也就构建了诚信之荣。对于失信者，道义的谴责如隔靴挠痒，法义的惩戒恰似刮骨疗伤，更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