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一个政府凝聚民心，树立权威，在应对社会突发事情中能得到广大民众信任和支持的关键所在。
　　
  但现实却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正在被一点点地消蚀，政府的信用正在被大量地透支，政府的信用体系正在遭受危机。
　　
　　一、以少数人获益和透支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蚀政府信用，使民众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产生怀疑。在发展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官员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一方面是大量以资源消耗和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为了短期利益而不惜以透支后代利益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是片面强调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的发展模式产生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社会阶层分化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弱势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政府在处理一些自然灾害和一些社会事件时牺牲弱势阶层的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大量存在并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社会不公平现象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最为突出的是对城乡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公用资金的使用上，重城市，轻农村。财富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国家把大量的公用资金投入城市，而在农村，政府投入却很少，造成了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及各种基础设施极度落后。对于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就业、入学、维权和居住等方面，一些城市的政府采取的是压制和歧视的政策。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官员却以发展、大局和稳定为借口极力掩盖或敷衍，难以取信于民。
　　
　　三、贪污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的不信任。近年来，随着中央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上至省部级大员，下至小小的公务员，一个个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但腐败的势头依然不减，一些旧的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新的问题又象野草一样滋生漫延。一是高层腐败现象有上升趋势，二是串案窝案增多，三是腐败细菌无孔不入，所有行业无一幸免。腐败分子无处不在，无所不为。而民众对政府的反腐的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改革的迟缓和不力深为不满。
　　
　　四、政府自身改革的避重就轻和反复动摇民众对政府改革自身存在问题的信心。从1982年开始，我们的政府已经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即1982年、1988年、1993年、1988年和2003年。但改革的效果差强人意，改革中出现反复、走形、甚至“变味”，如行政人员的裁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庞大，财政开支也是不减反增。机构改革的政企分开依旧不到位，政府那“闲不住的手”过多地干预企业的事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阻力重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光打雷，不下雨。而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旧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得不到保证，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政府推行的改革，获益者在人口绝对数上呈下降趋势。尽管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好，但这并不足以支撑这些群体对改革的信心。
　　
　　五、政府部门的自利倾向日益突出挫伤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权力使用得不很好的规范的情况下，政府各个部门正在生长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既得的利益，不但对改革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抵制态度，而且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为要挟扩大自身的权利。在经济领域，他们采取垄断的方式控制着一些利益丰厚的行业，与民争利，甚至不顾自己的本分职责，与企业结成利益集团，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如城市的拆迁、征地过程中的政商合谋肆意损害群众的利益，还有政府投资项目中政府对业主的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放任自流。
　　
　　对于政府信用的透支和缺失的严重性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更平能等闲视之。因为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不但会助长民间的欺诈和投机等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漫延，而且会严重伤害那些诚实守信的人们，造成一个人人自危、处处处防的社会风气。而这样的社会，不但会生成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而且难以在世界立足。最为可怕的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在社会出现突发事件或大的动荡时，就不可能会有足够的权威和凝聚力来号召和带领广大群众应对和处置。
　　
　　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回归本份的职能，从为民造福的职能回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职能上来，从发展经济的职能回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上来，从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
　　
　　而这种改革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小打小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老路。而是要从政治体制的上端即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进行改革，同时借助外力如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重建政府的信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