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全面的诚信关系。与“诚信”观念紧密相关的是“契约”、“承诺”等概念。诚信是对自己所做承诺的坚守，而承诺总是相互的，是一种人际间的契约关系。同时，承诺和守信还关系到人类对于相对稳定性（但不是无差异的一体化和同一性）的需求。阿伦特认为，承诺是人类安排未来的一种独特方式。人之所以需要承诺，是因为人的行动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做出并坚守承诺，目的是为了在人力可能的限度内减少这种不可预测性，使未来尽可能变得更可预见、可信赖。

　　正因为这样，人应该守信，应该坚持承诺、实现承诺，但承诺和守信也是有条件的或受限制的。首先，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不可能彻底消除，也就是说，不可预测的事情总可能发生，所以，只有在没有发生不可预见之突变事件的情况下，才能要求人遵守原先的承诺。比如一对夫妻结婚时相互允诺要白头偕老，这是以两人均能免于灾难、保证生命安全为前提的（尽管可能未曾言明）。如果一方因为某种不可测的灾难而英年早逝，那就不能要求另一方还坚守原先“白头到老”的承诺。这就是阿伦特说的“一般情势的变更”，即订立契约的原初条件发生了不可预料的变化。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承诺和守信的前提是承诺所固有的相互性没有遭到破坏。也就是说，遵守承诺是双方的事情，只有当对方履行诺言的时候，我们才履行诺言，不能要求契约双方单方面履行诺言。在承诺固有的相互性被破坏的情况下，诚信不可能建立。

　　这里值得特别加以强调的，是政府以及国家其他权力机构（比如警察机关、法律机构等）的诚信和守约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契约既包括社会内部各公民之间的契约，也包括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依据现代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基本理念，人民把权力交托给政府并承诺作一个守法的公民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政府和国家其他权力机构必须履行对于人民的承诺。如果政府各级部门和国家权力机构不遵守承诺，那就必然失去公民对于政府以及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此后又会进一步导致公民自己也不遵守自己对于政府及国家的承诺（比如遵纪守法）。如果大规模出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失信于民的现象，而且人民对此无可奈何，那么，这样的政府就会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时出现公民“学习”“模仿”政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现象。阿伦特在谈到破坏承诺的诸多因素时，特别指出了“政府行政部门日益增长的对权力的急切渴求”，这对于中国目前的诚信建设尤其具有警示意义。

　　同时，国家执法部门和政府机构也是维持公民之间相互诚信的权威机构。承诺、诚信、签订契约的必要性来自于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或者用阿伦特喜欢的属性，“复数性”，plurality），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的个人、群体、阶级和社团，在其生活理想、生活方式、阶级立场、经济利益以及文化趣味等等方面必然是不同的，甚至是严重对立的，这才有了立约并守约的必要性。多元性、差异性是承诺和守信的前提条件。正如阿伦特说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宁愿完全消融于一个大一统的统一体之中，那么，所有关于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关系的讨论，都仅仅变成了无意义的辞藻。契约的订立、法律的制定，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有合法追求自己各种利益的权利，有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的权利。但是同时，正因为这种差异性乃至对抗性的存在，我们不能肯定人们一旦制定了契约就一定能够守约。破坏承诺的违约者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必须有效而及时地制止这种不诚信行为，建设一种有效保证诚信的制度环境，让破坏承诺者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一个社会大面积流行的欺骗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制度不完善，欺骗者不但没有或很少得到应有惩处，常常还能从中获利，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导致全社会的相互不信任，大家都怀疑对方的承诺，自己也不打算坚守自己的承诺，最后是全社会的诚信丧失。

　　维持公民之间的相互承诺状态，是一个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