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外逃贪官

  　　当今世界正日益融合成一个地球村。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种民间交往日益扩大，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条件。伴随着这一发展，跨国犯罪也日趋严重，有的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千方百计逃往国外，试图逃避本国法律的制裁。对我国来说，外逃的犯罪分子大多是携巨额公款的贪官。公安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达500多名，其中多数涉嫌贪污腐败，涉案金额达700亿元人民币。

  　　过去，我国追捕外逃贪官时，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这对国际关系好坏依赖性很大。如果是关系不错的邻国，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更多的时候，要看对方肯不肯给面子。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等手段，遣返并追回财产的，也只有很小一部分。

  　　为将外逃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在互相尊重主权、求同存异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国家间的引渡合作，势在必行。

  　　引渡是指国家把当时在其境内的被别国指控为犯罪或判罪的人，应有关国家请求，移交给该国审判或处罚的刑事司法合作。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但国际法并未赋予各国普遍的引渡义务。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拒绝别国的引渡请求，除非请求国承诺遵守相互条件。”著名国际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说，“签署引渡条约对我国引渡的实施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约为缔约国规定引渡的权利和义务，为引渡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不仅能促进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司法合作，也能大大推动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如反恐合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引渡的法制发展可以说是飞速和令人振奋的。”梁淑英介绍说，1993年，中国与泰国缔结引渡条约，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截至2008年3月31日，中国已与30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已生效的有24个。同时，我国还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通过引渡方式惩治国际犯罪的多边公约。2000年12月，我国颁布了引渡法。该法规定了引渡的范围、条件和程序。这些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已成为我国对外开展引渡合作的重要依据。

  　　据公安部介绍，仅仅在2007年，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就分别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非、菲律宾、泰国、缅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外逃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56名。

  　　贪官的外逃出路正被一条条堵死，这对已经和潜在的外逃贪官无疑会产生强烈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与西方国家谈判难度大

  　　但这些引渡条约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与发达国家的谈判难度较大，而这些国家恰恰是贪官的“乐土”。

  　　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一半以上的中国外逃贪官都集中在美国，还有很多在加、澳、英、法、德、荷等国家。此前，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和中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数百名中国贪官仍然在逃，数百亿资产也无法追回。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黄风介绍说，“西方国家不和我们谈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是死刑问题，同时他们对我们的法治状况，尤其是证据、刑讯方面，存在误解、偏见、不信任。”

  　　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已经废除了死刑，从这些国家遣返嫌犯，当可能导致最终对被遣返人判处死刑时，这些国家就会要求对方国作出不判处死刑的承诺。如果对方国不承诺，遣返要求就会被拒绝。而我国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意识非常强烈，短时间内不会废除死刑。

  　　黄风介绍说，这一条款我国在很长时间内不愿接受。认为是单方面约束我国的不平等条款，限制我国司法主权，担心它有可能成为外逃贪官的“免死金牌”，对惩治贪官不利，并且与“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与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但经多部门反复研究，终于统一了认识：死刑犯不引渡已经与废除死刑的政策脱钩，成为人道主义保护条款，成为国际上引渡的基本原则，与司法是否公平没有任何关系。权衡利弊，现在中国首先面临的并不是要不要判处这些外逃贪官死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他们抓回来的问题。

务实的开端

  　　于是，2006年，中国务实、变通地克服了这一最大障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第一个引渡条约。之后，又分别与法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和日本的引渡条约协商也正在进行。

  　　对此，社会各界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致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引渡谈判在提速，不久的将来，中国还会跟更多国家签署引渡条约。

  　　但梁淑英教授分析说，就双边引渡条约而言，目前与我国缔约的国家不足七分之一，发达大国与我国缔约的还不多。尤其是中美刑事司法合作，由于存在司法理念、人权观念等很多障碍，目前还停留在个案谈判上。

  　　在今年初召开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次缔约国会议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呼吁，各国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不能成为腐败分子逃避制裁的借口。